2026年4月3日上午，德国汉学家大会第一分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欧洲厅举行。本场分论坛以“中德文学经典的翻译传播与文明互鉴研究”为主题，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周梦缘、中国海洋大学周弈珺两位青年学者先后主持。来自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南昌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哥廷根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九位学者先后发言，围绕陶渊明、莫言、李白、《水浒传》《白蛇传》《猫城记》《西游记》《三国演义》及金庸等作品在德语世界的译介、接受与经典化展开深入研讨。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资深教授朗宓榭（Michael Lackner），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帆，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吴漠汀（Martin Woesler），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张晶担任评议嘉宾。

　　陶渊明《桃花源记》在德国的接受研究

　　南开大学薄一荻以“陶渊明《桃花源记》在德国的接受研究”为题作了首场报告。她梳理了《桃花源记》在德语世界接受的三个面向：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将其视为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文学回响，并作为《道德经》第80章的副文本加以呈现；1922年卫礼贤将其改为诗体翻译，使之从哲学附庸走向纯文学文本；施瓦茨（Ernst Schwarz）与卜松山（Karl-Heinz Pohl）则系统翻译陶渊明作品，以“桃花源”为主标题概括陶渊明的人生底色。薄一荻还注意到德国汉学传统中将“桃花源”与“洞穴”相联系的独特阐释路径——鲍吾刚（Wolfgang Bauer）称之为“洞穴天堂”，顾彬（Wolfgang Kubin）则将其与柏拉图洞穴作比，认为这是“通往真理天堂的入口”。这一跨文化比较视角，既体现了德国汉学的哲学底色，也为中国古典文本的域外阐释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启示。

　　副文本视角下德译本《蛙》的传播接受研究

　　青岛大学王鑫英以“副文本视角下德译本《蛙》的传播接受研究”为题，运用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副文本理论，系统分析了莫言《蛙》德译本的内外副文本特征及其传播功能。她指出，该译本封面采用泥娃娃图像与暖橙色基调，既保留生育主题又规避了红色在西方文化中的负面联想；版权页标注德国外交部资助信息，提升了作品的权威性；作者后记系统阐释了标题来源与象征内涵；注释统一置于书末，最大限度保障了叙事沉浸感。外副文本方面，莫言接受《明镜》周刊专访时的坦诚表态与媒体报道形成了多维解读空间。亚马逊与好读网数据显示，《蛙》的读者评分和评论深度均优于莫言其他德译作品。王鑫英认为，《蛙》的成功传播是内副文本降低理解难度、外副文本提升传播广度协同运作的结果，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意象的重塑——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李白诗歌新译

　　南昌大学朱谅谅以“意象的重塑——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李白诗歌新译”为题，聚焦顾彬2019年出版的《天地即衾枕——李白》德汉对照译本。她梳理了李白诗歌在德语世界从绍特（Friedrich Schott）、查赫（Erwin Rittervon Zach）到德博（Ernst Schwarz）的翻译谱系，指出顾彬在自认难以超越德博韵文翻译的情况下，选择了散文式翻译策略，受到庞德（Ezra Pound）与查赫的双重启发。顾彬的译本按“葡萄酒”等主题分类，采用德汉对照、拼音标注、地名转化等编排方式，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尤为独特的是其评注机制——顾彬深受海德格尔哲学影响，倾向于淡化诗歌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将李白提炼为对生命本质进行形而上追问的诗人。朱谅谅认为，顾彬以“以散译诗”突破了传统范式，其评注机制拓展了副文本的功能，为中国古典诗歌外译提供了“策略多元融合”的启示。

　　“变脸”：论《水浒传》德译改编本《强盗与士兵》中欧化的武松形象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周梦缘以“‘变脸’：论《水浒传》德译改编本《强盗与士兵》中欧化的武松形象”为题，分析了奥地利表现主义文学家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927年出版的《水浒传》编译本。她通过版本考证，判定埃伦施泰因使用的底本为金圣叹评本，但其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幅改写：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情节移植到武松一人身上，删去了原著中的侠义精神内核，加入了宗教救赎元素，最终塑造了一个“东方面孔、欧洲灵魂”的忏悔型强盗形象。周梦缘指出，这种欧化改写源于中西英雄观的差异，即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英雄经历了从古希腊超凡者到基督教骑士、再到浪漫主义“撒旦式英雄”与现实主义“反英雄”的演变，而埃伦施泰因恰恰处于这一谱系的末端。尽管该译本存在主观臆断，但它客观上促进了《水浒传》在德语世界的早期传播，也为反思跨文化改编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典型案例。

　　“白蛇传”在德国译介源头的考辨

　　中国海洋大学段亚男以“‘白蛇传’在德国译介源头的考辨”为题，对目前已知的“白蛇传”最早德文本——1833年12月13日《外国文学杂志》第149期刊载的《药剂师和蛇：奇幻小说（雷锋塔）第一章》——进行了译者身份考证。她通过对杂志创办者约瑟夫·勒曼（Joseph Lehmann）的语言能力、文本生产实践、知识来源路径及阐释取向四个层面的分析，提出该匿名译文极有可能出自勒曼之手。勒曼虽不懂汉语，但精通法语，有条件接触到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同年发表的法译本《雷锋塔或白蛇传》。段亚男指出，这一考证不仅填补了“白蛇传”德译史的源头空白，也揭示了19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尚未建制化时期，中国文学经由法国汉学中转进入德语世界的典型路径。朗宓榭教授在点评中特别提到，“白蛇传”在19世纪曾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但在20世纪后逐渐淡出，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深思。

　　老舍《猫城记》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出版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吴佳乐以“老舍《猫城记》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出版史”为题，聚焦1985年由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幻想图书馆”丛书推出的吕福克（Volker Klopsch）德译本。他指出，苏尔坎普作为以精英文化品位著称的出版社，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科幻市场时面临英美版权已被瓜尽的困境。丛书主编罗滕施泰纳（Franz Rottensteiner）采取差异化策略，向非英美语系和历史经典中挖掘资源，以打破英美在科幻领域的全球垄断。《猫城记》正是这一出版逻辑下的产物——老舍的文学经典地位化解了科幻小说在精英出版社面临的文化正当性危机。吴佳乐强调，德语读者看重的并非《猫城记》的科幻文类属性，而是其作为政治寓言的现实批判力，这与德语知识界对社会介入型文学的审美偏好高度契合。他引用了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的观察：老舍在西方读者的文化记忆中，始终是辛辣的讽刺作家和社会批评家，科幻仅仅是一个精妙的容器。

　　德语汉学家顾彬的翻译阐释观

　　中国海洋大学周弈珺以“德语汉学家顾彬的翻译阐释观”为题，系统梳理了顾彬的翻译思想。周弈珺指出，国内学界对翻译阐释的研究往往在两个向度上彼此分立：一是借用施泰纳（George Steiner）的翻译四步骤，从文本出发探究具体阐释策略；二是借用哲学阐释学，分析翻译中的理解过程。顾彬因其既从事大量翻译实践又深受德国哲学传统熏陶，成功融合了这两个向度。顾彬提出了“双向阐释”概念，认为译者既需从德语文化角度理解中国，也需从中国文化角度反观德国。其充分肯定时间距离与语言距离对于加深理解的积极作用，主张翻译应以“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阈为参照。对于“误解”，顾彬赋予其正面价值——正视误解能够让人以新的方式看待事物，发现文本的深度。周弈珺认为，顾彬的翻译阐释观为跨文化翻译中的译者认知与伦理选择提供了导向，对实现多元文化间的融通具有借鉴意义。

　　从“异域奇谭”到“道教宇宙”：林小发德译《西游记》中的知识重构

　　华中科技大学胡清韵以“从‘异域奇谭’到‘道教宇宙’：林小发德译《西游记》中的知识重构”为题，分析了瑞士汉学家林小发（EvaLüdi Kong）2016年出版的德语全译本。她指出，此前德语世界的《西游记》翻译长期停留在“童话奇谭”层面，1962年赫茨菲尔德（Johanna Herzfeldt）的节译本删减了40%—60%的内容。林小发历时17年完成全译，并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选择清代《西游证道书》为底本，将小说定位为承载道教修炼智慧的文本。胡清韵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林小发的“深度翻译”策略：其一，系统补缀《易经》卦象——底本中仅有4处，译本扩展到35处脚注，并将金箍棒解释为“乾卦”、孙悟空为“离卦”，其“抽坎填离”的修炼过程被明确揭示；其二，引入《性命圭旨》“普照图”，将取经团队重构为“心神（悟空）—肉身（八戒）—调和之土（沙僧）”的身体炼养符号系统；其三，在命名策略上选用“Pantheon”（万神殿）而非泛化的“Gotterwelt”，凸显道教神祇的层级结构。胡清韵认为，林小发的翻译超越了语言转换，构建了一个以道教为本体、兼容三教的知识场域，为中国传统宗教智慧进入西方思想对话提供了范本。

　　话语分析视角下《射雕英雄传》德译本女侠角色的重构

　　德国哥廷根大学朱星妍以话语分析视角，考察了《射雕英雄传》德译本中女侠形象的重构。她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从文本操作、自我与他者的呈现策略以及性别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删除父权制刻板表述、强化女性声音等策略，将原文中内嵌于男性群体关系中的女性形象，转化为更具自主性和行动力的角色。例如，韩小莹的相关段落中，译者删除了某些中文的语词梳理，使之更符合德语语境中的女性主体性表达。朱星妍援引译者2024年接受采访时的自述——译者认为中文常将成年女性称为“女孩”在德语语境中不合适，需要通过翻译进行调整——说明这些翻译决策是有意识的性别意识形态介入。吴漠汀教授在点评中认为，该研究将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话语观相结合，为翻译决策中的心理与政治维度提供了精准的分析工具。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三国演义》经典重构——基于卫礼贤德译本的考察

　　苏州大学王坤以“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三国演义》经典重构——基于卫礼贤德译本的考察”为题，分析了卫礼贤1904年出版的《三国演义》前十五回德译本。他指出，在卫礼贤之前，德国汉学家葛路柏（Wilhelm Grube）的译本出自文学史著作，篇幅有限且未做细致阐释。卫礼贤则直接译自中文原著，并将《三国演义》定位为“道德史诗”，认为它是民族精神在极端情况下的具象化呈现，是儒家伦理的示范体系。他将诸葛亮比作奥德修斯，将关羽塑造为儒家道德的最高化身，对曹操则进行脸谱化的奸雄刻画。在情节处理上，卫礼贤完整保留了王允“连环计”情节（其他译本仅保留美人计），以凸显忠君思想。王坤认为，卫礼贤的译本既非机械复刻，也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改写，而是从世界文学视域出发，以文化中介者身份构建中德思想对话的空间。吴漠汀教授在点评中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卫礼贤虽然尝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但其由欧洲视角决定“何种作品具有世界文学价值”的做法，是否仍蕴含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这一追问引发了现场学者的深入思考。

　　在每阶段的专家评议环节，四位评议人分别发表了深刻见解。朗宓榭教授指出，翻译始终面临两个根本问题：如何传达母语中不存在的术语与概念？译者在保持原文风格与符合母国文化习惯之间如何选择？他特别提到《老子》在德语世界有超过2000种译本、《论语》有130余种，这一数据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典对西方的持久吸引力。他还回忆起自己16岁时第一次听到马勒《大地之歌》中的李白诗作，强调音乐在文学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张帆教授在评议中充分肯定了六位发言人“丰富的文本考古与知识考古”，同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于《桃花源记》的接受研究，还需要补充更多的批评文献，以呈现整个知识生产系统而不仅是译介谱系；对于《蛙》的传播效果，需要更冷静地审视其是否真正在德国成为经典，以及与中国接受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或误读；对于顾彬的李白翻译，需要有数据或读者评价来佐证“促进经典化”的结论。她特别强调，翻译不仅是再现，更是再创造与意义的再生产，这一观点呼应了李雪涛教授在大会主旨发言中的论述。

　　吴漠汀教授在第二阶段的评议中，对每位发言人进行了细致的学理追问。他肯定了周弈珺对顾彬“双向阐释”的总结，同时提问顾彬的规范性翻译观与世界文学的开放性概念如何相处。对于胡清韵关于林小发的研究，他追问译者主体性的问题——林小发更接近一个“学者型翻译”还是独立的知识重构者？胡清韵回应称，林小发本人倾向于否认译者主体性，但其译本的深度阐释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创造性的知识生产。吴漠汀还就朱星妍的话语分析、王坤的世界文学权力结构等问题与发言人进行了深入对话。

　　张晶教授从跨文化知识生产的视角指出，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共同反映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中介”的身份，即译者不仅对标词语，更进行融合、挑选与重构。她特别提到胡清韵报告中关于“肾开窍于耳”与中国身体观的联系，认为这种微观的文化解码极具启发性。她援引李雪涛教授的“视域融合”概念，强调翻译过程中的知识再生产与误读的积极意义。

　　本场分论坛历时三个半小时，九位发言人从陶渊明的哲学回响到莫言的副文本策略，从李白的意象重塑到武松的欧化变脸，从“白蛇传”的源头考辨到《猫城记》的出版政治，从顾彬的阐释学到林小发的道教宇宙，再到《射雕》女侠与《三国》史诗的跨文化重构，全景式呈现了中德文学经典翻译传播的丰富图景。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翻译绝非中性的语言转换，而是深嵌于知识生产、权力关系与文化认同之中的复杂实践。在全球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对翻译过程的批判性反思，对副文本、出版机制、译者主体性等维度的系统考察，将为中德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