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具有创造性，创造性在于“我”与“他者”的相遇能够丰富自身，在于通过引入国外的新作品、新思想，使本国的作品创作得以丰富，在于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能够激发译者自身的创造性基因，并让这些基因成长为一种新生命。

　　今天记者特别邀请到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和我们分享她与文学翻译“相遇”的故事。

黄荭

　　问： 您是如何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把它作为您终身的事业? 您在翻译工作中是否遇到过令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黄荭：从大四决定读研开始，我就和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开始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老师让译什么就译什么，文学类、社科类、学术论文类、百科辞典类，等等。

　　很多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翻译也一样，的确是实践出真知。翻译得越多，遇到的困难越复杂，挑战越大，琢磨得就越透彻，积累的经验、尝试的技巧也越多。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翻译20余年，出版四五十本译作，最根本也最朴素的原因就是热爱。

　　热爱文学，热爱文学翻译，热爱和文字“耳鬓厮磨”，热爱安静从容又内心丰盈的日子。

　　没有翻译，一辈子就是一生一世，而有了翻译，经由文字走进了别的风景，别的精神世界，别的美丽与哀愁，仿佛半辈子就已经是三生三世。

　　翻译固然是一件寂寞的事情，但是翻译活动却促成了很多的“遇见”。

　　遇见是我对待文学、对待人生一贯的态度，是一种你来我往，一种在路上的心情和期许。

　　文学翻译这个行业虽然孤独，但是在孤独中却可以伸出很多触角，接触到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人建立联系。

　　比如1997年的暑假，我因为翻译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外面的世界II》一书，对她和她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研究杜拉斯。

在之后的20年中，我完成了关于她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写作，得到了几个科研项目，出了两本关于她的书，翻译了四五本传记访谈和研究文集，遇见了许多杜拉斯的研究者和读者。

　　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是2014 年杜拉斯百年诞辰，当时国内外都纷纷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

　　4月，我和几个朋友在南京的“作家吧”举办了一场“杜拉斯之季———杜拉斯作品朗诵会”活动。没料到海报发布出去后，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太多，由于场地狭小，我们只好限定人数，“非请莫入”。

　　最终确定的活动人员名单中，仅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就有七八个， 知名画家、编剧、导演、摄影师和诗人，甚至服装设计师都在此列。

跨界，和杜拉斯的作品一样，在文本- 戏剧-电影-音乐中穿梭，纷繁琐碎。大时代和小生活，午后两点，一切都在法国格调酒吧的昏黄灯光中沉淀下来，有了一种岁月的味道。

　　那年夏天，我还参加了在法国下诺曼底城堡Cerisy文化中心举办的杜拉斯国际学术研讨会。

　　因为是百年诞辰，参会人数史无前例，82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在这座17世纪的城堡里，敲钟吃饭，敲钟开会，敲钟听朗诵看电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翻译，是一种遇见的美好。

　　问： 您认为翻译工作的难点是什么?

　　黄荭：翻译工作最难的是让自己满意，这不仅是一个技巧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

　　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曾说，Comment faut-il traduire?(应该怎么译)是翻译伦理，而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则更进一步，认为翻译伦理问题首先是Faut-il traduire?(是否应该翻译)。

　　这让我想起孔子在《论语·义利(下)》说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谓君子之为与不为之道也。

　　”后来孟子有进一步阐释：“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译者亦然， 好的译者有所译有所不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好书那么多，要译什么，有没有时间译，如何去译，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梁宗岱说一件艺术品是“想做”“能做”和“应做”之间一种深切的契合。这句话放在翻译实践上也是非常中肯的衡量标准。

　　之所以“想做”，是因为原文本吸引你，它跟你是契合的、有共鸣的。但有时候想做的不一定是你力所能及的，有些文本很美，但真正操刀去翻译却水平不够、力不从心。

　　所以翻译之前要判断这个翻译工作是不是你“想做”并且“能做”的，不能做就诚实地表示自己完成不了，要有负责严谨的态度。

　　“应做”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是站在本国的文化立场上去选择、去“拿来”，作为“译国译民”的一份子，去译介引进益国益民的作品。

　　问：中文和法文中都有一些词汇是对方语言不能直接翻译的，对于这些晦涩的词汇，您在翻译中是如何做到准确达意的?

　　黄荭：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多查，多请教，绝不能主观臆断想当然。

　　如果翻译当代作家的作品，并且这个作家恰好很热心，一些理解方面的问题便可以直接向作家咨询。但作家的回答也不可尽信，因为作者(不同时期的)意图和文本意图有时候并不完全重合，译者也需要作甄别和调整。

　　如果是文化和其他语言方面的问题，求助身边其他语种的译者或到网上发一个“英雄帖”，都会有各路高手热心解答。

　　记得在翻译《写给杜拉斯的信》时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书中一所女子学校的名字为“Truong Tieu Hoc Trung Vuong”，原文是音译过来的越南语。

我在微博上发帖求助，不出几个小时就得到正解：这所学校名为“征王小学”，以此纪念巾帼英雄“贰(二)征夫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万能的互联网上必有“蜘蛛侠”。

　　问： 结合您对外交流以及翻译经历，对于年轻的法语翻译您有哪些建议或经验分享?

　　黄荭： 想和年轻译者分享翻译家王永年的翻译经验，他说得十分朴实，但翻译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坚持：

　　“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定时定量，并不累的。一点一点啃的话是不累的，一下子啃的东西太大是不行的。你把它拆散了。处理问题也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吃掉就不累了。”

　　另外，一个好的文学译者，一定是两条腿走路的，外语母语都要好。

　　作家毕飞宇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时曾说过：“我可以很武断地说，现在很多翻译家外语越来越好， 中文越来越差。我不懂外语，可是，有时候我能从小说自身的逻辑判断出哪里译错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老话，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的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

　　这是值得译者思考的问题，有时候翻译不到位，不是外文理解不够精准， 而是中文表达不够传神。

　　问： 在您看来，“中法译者工作坊”此种形式对于培养翻译人才有着怎样的优势? 除此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优秀的、能使译者获得实际收获的形式?

　　黄荭：“中法译者工作坊”是一个培养优秀年轻译者的、非常有效的模式。工作坊的规模小而精， 每次都由3位中文译者和3位法文译者组成。

　　6位年轻译者都是经过严格挑选选出，不仅具备极佳的中法文水平，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都热爱文学翻译， 有耐性也有悟性。

　　在工作坊的培训学习中，经过老师们的经验传授和点拨，6位学员能够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新生代的优秀译者。

“中法译者工作坊” 在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优势， 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导师们潜移默化的“传-帮-带”深深影响了年轻译者。他们不仅传授翻译技巧类的专业知识， 更多的是以身作则，传递出对文学翻译工作应有的态度和投入;第二，参加同一期工作坊的学员之间也常常会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为他们日后翻译和科研道路上的团结协作、共同进步奠定了基础。

　　我曾参加过“梁宗岱译坛”的活动，译坛是一个由院校、出版社、文化机构共同搭建的平台，旨在推广各语种的文学、社科翻译和跨文化研究。

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培养翻译人才、为译者谋福利的形式，因为它一方面让各语种的译者找到了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切磋“武艺”、分享经验的场所;另一方面对当下文学翻译给予关注，加深社会各界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和思考，为翻译出版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契机。

　　“译言古登堡计划”“纸托邦”“译研网”， 除了这些优秀的促进翻译出版的交流平台，我认为还可以建立一些专门的翻译论坛，以便大家互通有无，做到资源共享，实现具体文本翻译问题的在线及时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