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时代的更有独创性的人物之一试图解释自己的时候，情形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您已经赢定了，《对华回忆录》轰动一时，这本书是这样严肃，这样痛心疾首，然而又是这样有趣——所有这些融为一体了，而且，它又是这样坦诚，我想，我发现它最为感人至深的地方，正是它的坦诚，是您对自己的使人无所用武的坦率和您对自己起码的美国人品性的忠诚……人们最难以想见的是，《对华回忆录》竟会是一份真实的美国史料。”上面的话，引自我的一则便笺，是我读了费正清教授（1907.5.24—1991.9.14）的自传性回忆录（1982）之后写给他的，我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强调了关于费教授的两点，这两点在我看来永远是占着绝对的中心地位的。第一点是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这就是，在这个人整个的成年生活中，他食亦中国，饮亦中国，寝亦中国——这是他在书的名目中包含的意思之一，可骨子里他却是美国化的。另外一点是，他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人。

费教授的美国人品性表现于许多方面：他的法兰绒衬衣；他在退休以后的年月里戴了去办公室的艳红的猎帽（虽然他并不打猎）；他那实证主义者的对于“真正事实”的信赖和对于各种理论模式的深的怀疑；见之于他二战期间往来于华盛顿和重庆之间为国效力的那种老式的爱国心；他在1951年至1952年间对于麦卡兰委员会指控他为危险分子的答复中表达的志趣；他对于哈佛的依恋（如他有时所说的，那是他的宗教），或许，最为美国性的，是费教授的一个乐观的信念。他相信，知识和理解会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由是观之，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古老、人口稠密——在冷战的50年代还会被冠以“危险”的国度，就不仅仅是有着心智上的收获，在政治上也是重要的了，对美国人尤其如此，因为美国人有一种不幸的倾向：他们作了自己关于中国的言词的俘虏。

在其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事业中，费正清教授发现了许多途径来扩大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作为一名教师，他向数以千计的大学生介绍中国，他在哈佛开有被人昵称为“水稻田”的跨学科概况课。这个课程是由他开创，他和赖绍华一起教了多年的。不仅如此，他还著书立说，向全国作这样的介绍。这些著作有《东亚：悠久的传统》（1960）和《东亚：近代的改革》（1965）。后者，皇皇两大卷教科书，是他跟赖绍华与阿尔伯特·克雷格合著的。在战后的年月里，费教授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在美国开创了近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他训练了数百名研究生，这些人后来分赴各地，向成千人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此外，他在学术领域的活动，还包括在哈佛和其他地方推动新阵地的开辟；与其他人一起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建立了组织上的基础结构；募集基金；与其他学者一道编写人名录和其他工具书；他还独创性地同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们进行联网（那时，这个词还没有造出来）。费正清教授的想法实际，精力充沛，性情倔强，有传奇般的刻苦工作能力。这些品质，连同他直觉地、正确无误地感知如何倡导新事物的那种敏锐，使他在他的时代中成为学术上的一个伟大奠基人。

费教授律己很严，分秒必争，他曾写信给我说，他“喜欢在旅途中写手稿”，说“那样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他抽时间用他推动中国学的天才向大众做普及工作，他有计划地经常作演讲，在电视上露面，为纪录片撰写解说词，而更重要的，还有写作。他的《美国与中国》，在1948年至1979年间再版四次（1983年又增订再版）。这本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书比战后任何其他同类书籍都更为普及，直到他辞世前两天，似乎怕人认为在推动美国人了解中国这方面，他死后影响力不如生前，为此他向哈佛大学出版社寄发了他最后一本书的缮打清楚的书稿：《中国：一部新历史》。他一向是以计划精确著名的，而这一次又是丝毫不爽。

费教授的律己和敬业还佐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机锋，这种机锋常常是针对他自己的，因此，收到他一封信，一件备忘录，甚至是只言片语的一纸手书的便条，都是一种特别的享受。去世前几个月，知道自己朝夕不保了，他从医院打电话问我，假如他不能完成他的著作，我能否代他恪尽其志。我答应之后，他写信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宣布我同意这一安排。信中，他禁不住指出，早些时候决定的一笔费正清赠款，可以帮助该书的销行，“不管运气如何，你都能得到某种推销宣传：‘老学者留下了定时炸弹’。‘老费真的说过“孔夫子之言是废话”，抑或是某个搞阴谋的人把这话掺进了他的文本？’”很清楚，不管发生什么，这本书都不会失败。　　

费教授能够超脱地、调侃地看待自己（包括自己的死亡）。这种少见的能力，早些时候见之于他在1979年差点儿死于心脏病发作后写的一篇风趣的《示友人》（他开头写道，“大难不死，比死于大难要有意思多了”）。这种幽默感使他成为一个超迈的人。还有一点，同样稀有，并且只有我们这些有幸从其游学的人们才真正了解的，是他谆谆于耳并身体力行的师道。在这个层面丰富的人身上，这一个方面我了解最深而受益也最大，因此，在这篇回忆文章的后半，我想称道费正清教授作为一个导师的独特风范。

从头说起吧，费教授在自己周围生发出一个学术的圈子，从50年代起，在哈佛研究中国学的人们从接受研究生训练的起步伊始，就差不多经常地被邀请进这个圈子，每到周四的下午，你就可以前往坎布里奇温斯洛普街41号，去费正清教授的寓所，碰巧有来自世界各地——但是，那年头没有来自中国的——哪位学术名人，由此路过，不管他是谁，你都可以见他并随便倾谈，我们在课堂上听说过，碰巧也是费教授的朋友的人们——埃德加·斯诺，欧文·拉铁摩尔，范宣德，等等，常到周五的讲谈会上高论。而当你有一篇参加讲谈会的论文写得不错时，费老就可能请你把它发表在《中国论文集》上，那是一份年刊，发行给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和学者们的。对于一班20刚出头，顶多25岁左右（我本人那时就是这样）的毛头小子，这种幸运真够让人飘飘然的。

费教授写一手风格独具的漂亮的散文，并且有一份把一篇文章改好的才能。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和之后，我都从他给我的作品写的评语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一点。后来我也走上了教书的生涯。几乎不知不觉地，我发现自己也这样改起了别人的文章（最后，终于也包括费教授本人的文章），这一点是我从他那儿学来的。这是他的师道中的一面，它默默地、不显眼地延续着，在正式的研究生训练结束之后久久地延续着。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独特性我只是非常缓慢地发现的，就是费教授对于脆弱的学者自我的尊重。“在这种高度竞争，高度砥砺进取的学术领域里，学生的自我是最主要的发动机，需要不断地润滑和加油”。他在欢度60寿辰之际这样写道，当时他强调，在开创年代（指《中国论文集》），这样作的途径之一，就是“出版学生的论著，在他的自信心尚未在迅猛发展的学术领域里受损害以前就确立他的学术身份”。费教授还找到了其他的途径，不管我把我写过的什么东西寄给他，我都可以确信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收到答复，带有详细的评语，掺着（通常如此）令人欣慰的赞扬。然后，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我常常会收到一封没有地址姓名的信件复本，那是他写给其他人的，用了备极推崇的言词，以期该人士注意我的作品，这种强化自我的，顶好意义上的创作性书信，反映了一个人对他人体贴入微，慷慨大度的胸怀，这个人不需要以他的学生的自我为代价来建立自己的自我。

费正清的师道里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这就是他对于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宽容。他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固执，并不轻易改变立场。写文章时，他会把他认为愚蠢甚至更糟的理论构想驳得体无完肤。他知道，即便在庄严的理知殿堂里，也必然会有所扬弃，他曾经以他特有的虎虎生气质问道：“若不站在老一代的肩头上或者脸皮上，人类怎么能向上前进呢？”但是，当他的学生们看法跟他相左时，他从不因为不愿再听下去而中断谈话（或者像更经常发生的那样，中断通信往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在跟多年来用最激烈的言词表示不同意见的人们经常通信。

为羽毛未丰的学生们创造一种治学的环境，教会他们如何写得明晰有力，利用一切机会鼓舞他们脆弱的学者自我，允许从前的学生占领他们自己的理知空间——这些就是费正清师道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方面。从一开始我就隐隐约约地有所感觉，但是，只有当多少个岁月过后，我作为一个教师也成熟起来，我才明白这些原来是多么非同寻常。

尽管如前所述，费教授在辞世前交上了他最后一部书的完整书稿，我还是为他作了一些与出版过程有关的事情，这给了我一个不同寻常的报答恩师的机会。并且，无可否认，这些事情也给我以心理上的回报，但是，另外一种收获，就是把我从费教授的教诲里汲取的东西融进我自己的师道里，这种收获比前述的回报还要巨大。最后，我要再次引述他在自己60寿辰时发表的示友人的公开信：“对那些自觉欠了老师债的学生，规则是‘不要认为你应该力图偿还，而是要把得之于老师的那些东西传下去’。”

本文来源：《文史哲》1994年第3期，李绍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