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借助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进行的跨文化思维转换和生产实践。国家翻译实践是指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在中外翻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事件，大都体现了国家的意志。那些从域外而来、拥有母语优势、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甚至从事独立翻译的译者，是国家翻译实践中的特殊群体。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有了对外交往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把毛泽东的部分著作翻译为俄、英、德、法等外文的任务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力量。到了延安时期，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也大都需要外来译者的帮助。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顾问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还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英国勋爵林迈可投身中国抗日，被朱德总司令委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的职务，协助刚成立的新华社英播部润色文稿。1948年，阿兰·魏宁顿受英共中央派遣来到中国，成为新华社第一位正式聘请的外国专家，为新华社对外传播体系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翻译实践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系统的、规模性的翻译输入和输出陆续展开。《毛泽东选集》的对外翻译就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有组织地实施的。其中，1—3卷俄文翻译由中苏译者合作完成，其他语种的翻译均有外来语言专家协助润色加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斯大林委派来到中国，他一边帮助中国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一边协助《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审稿。斯大林读过他翻译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予以极高评价，并亲自批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1952—1953年间，尤金负责翻译编辑的《毛泽东选集》1—3卷分四册在莫斯科出版发行。除尤金外，还有其他外来译者参与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工作，如李立三之妻李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1—4卷俄语版审订、《周恩来选集》俄语版审订；波兰人爱泼斯坦把《论持久战》译成英文，还同叶君健一起把《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奥地利人魏璐诗在《人民画报》社任德语专家；1946年随丈夫来华的美国人吴雪莉初译了《陈云文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伦敦版翻译了45万字，并应外文出版社之邀翻译了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苦菜花》。1988年，吴雪莉应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邀请前往北京，翻译李鹏、姚依林在全国七届人大会议上报告的部分初稿。吴雪莉的翻译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专家的认可和称赞。以上四位外来译者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国籍。

供职于外文出版社、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8年的美国人琼·平卡姆担任《邓小平文选》的英文审稿人，并参与了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的著作翻译。英国人杜博妮于1980年至1983年供职于外文出版社，翻译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英国人白霞于1977年至1984年供职于《中国文学》杂志社，担任英文专家。英国译者巴恩斯应外文出版社之请，同王佐良一起翻译了曹禺的《雷雨》，还独立翻译了曹禺的剧本《日出》、茅盾的小说《子夜》、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吴强的小说《红日》、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此外，巴恩斯还同勒斯特合译了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英国外交官德里克·班以安应外文出版社之请，翻译了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和金山的剧本《红色风暴》。

为了对外塑造和传播新中国形象而创办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于1951年10月1日作为国庆节献礼创刊并对外发行。起初的四位主要译者中就有两位外来译者：沙博理和戴乃迭。此后又聘请英、美等国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为《中国文学》翻译中国现当代作品。1964年增出《中国文学》法文版。《中国文学》上刊登的翻译作品大多由中外译者团队完成。

戴乃迭与丈夫杨宪益一起翻译了《红楼梦》《史记》《楚辞选》《儒林外史》《鲁迅小说选》以及《毛泽东诗词》等。她独立翻译过很多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 如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彝族诗歌《阿诗玛》、张天翼的童话《大林与小林》和《宝葫芦的秘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及张洁等女作家的作品。

31岁的美国退伍军人沙博理于1947年来到中国，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1949年，沙博理参加了开国大典，不久就自行翻译刚出版的战斗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他的译本于1952年在纽约出版，这是美国图书市场出现的第一部新中国“红色”作品。沙博理先后供职于中国外文局下属的三个机构，全力投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任务中。他翻译了老舍的《月牙儿》、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以及《平原烈火》《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小城春秋》等红色作品，译作达198种。其中，由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在海外备受赞誉，于2005年入选“大中华文库”。

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中国文学四大古典名著的翻译，实际上缘起于中国外文局20世纪60年代的翻译出版规划。这一规划采取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杨宪益与戴乃迭翻译了《红楼梦》，美国汉学家罗穆士与任家祯翻译了《三国演义》，英国汉学家詹纳尔与汤博文翻译了《西游记》。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是中国翻译史上汉外翻译的重要主体构成，他们的汉外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和数据基础。有些外来译者善于理论思考，根据自己独立的翻译实践，对汉外翻译作出过可贵的理论总结。

国家翻译机构遵从国家宏观文化外交政策，制定对外翻译出版计划，选择并审核翻译材料。这项工作的开放性、复杂性，客观上决定了国家翻译实践需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须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以实现与其他译者群体之间的交互合作。外来译者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模式能够很好弥补本土译者的不足，进而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这对保障国家翻译实践目标的实现极为有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任东升，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