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薛爱华/文 沈卫荣/译

【译者按】

本文出处为：Edward H. Schafer, “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Tang Studies 8-9(1990), pp. 23-44. 作者薛爱华（1913-1991）先生是上个世纪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言系教授，曾任美国东方研究协会主席。他是一名从事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时代汉文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外来文明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本文原是薛爱华教授于198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大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旨在阐明汉学作为一门语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它回顾了欧美汉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法国汉学的历史和成就做了精彩的点评，并对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汉学研究的缺陷和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尽管薛爱华教授的这篇文章问世于近四十年之前，但它对我们今天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发展和成败，无疑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启发意义。

我最衷心地感谢出力邀请我今晚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我来这里一部分是因为我喜欢科罗拉多（Colorado），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它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表达对最心仪的那个学科主题的一些偏见，而且在这样的场合，我大概不会有被嘘的风险。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给我带来荣耀的时刻，我真心怀疑，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心里会想这也太让我风光了吧。假如是这样的话，他们有必要收起他们撅起的嘴唇，吞下他们反对的声音，因为我打算厚着脸皮来执行我这不太重要的计划。

但是，首先我要警告你们的是，我将时不时地显出一种让人恐慌的倾向，即我会援用一些生动有趣的引文来强调我的意思。我的借口或是，我有足够的谦虚承认对重要的事情别人已经说得比我说的犀利多了。假如你们觉得这难以下咽［相信］的话，我承认我还另有一个不那么体面的动机，即用这个手段有助于把我的观点和那些公认的权威们，甚至是天才人物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让我自得其乐地相信我正在进行着对自我的拯救，我不像别人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喜欢和别人抬杠的人。

首先，“Sinology”“Sinologist”以及接近废弃不用的“Sinologue”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1958年，当我被任命为《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编辑时，我曾在一封公开信里建议“Sinology”（汉学）和“Sinologist”（汉学家）这两个词应该被废弃，因为我相信它们容易在一个太过宽泛的标题之下混淆那些差别很大的学科，且容易滋生学科间的派系之争，把他们自家的学科看成是比别人家的“更好的”汉学。关注中国的政治学家们认为语文学家们不过是一些专门挖掘文本之间的差别的冬烘先生。而关注中国的语文学家们则认为政治学家不过是一些不可预言之事的先知。我们甚至见证了最近的倾向，即流行把汉学家这个词当作原来那些通常被称为“中国观察者”的同义词。现在这个称号也包括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和事实上差不多任何一位对现代中国有看法的人。显然，我于1958年提出的那个建议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现在我已开始想，我当年应该倡导的或不是完全抛弃这些惹人不快的词汇，而是应该保留它们，应当按照它的本初意义来理解汉学，并再次使用它，汉学是汉语言研究，特别是对用那种语言写成的［古代］早期文本的研究。简言之，［汉学家］当与“拉丁学家”“埃及学家”和“亚述学家”等在常用的那种意义上被同等地使用。我想说汉学这个词正是这个新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所营业务的正确名称。

这样的一个定义把汉学正正好好、毫不含混地安放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这并不是说语言研究是被限定在人文科学之中的。例如，心理学家和很多语言学家所从事的语言研究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和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和他们共享同样致力于细致地评估证据而发现真理这个目的，但是，在基于哪个抽象层面之上追求真理，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抽象层面上运作的。而所谓社会科学和某些种类的历史则是在一个相当低的抽象层面上运作的。某些历史学家们，就像人文学者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和个人的东西。

奇怪的是，很多人相信人文学家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的是诸如“美”“灵魂”和“表达”等一类的东西。但是，这些词汇也都是抽象的。事实上，我们人文学者致力于做的是对人类经验的独特方面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发现及其特性的描述。我们更关注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东西，是那些特别的东西，而不是一般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那些真的无法比较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我们研究人类的特殊的创造，且不把它们当成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不把它们作为可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而是目标本身。相应地，我们不主要关注“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这个普通的概念，而是关注作为艺术构建形式的语言。当然，好的诗歌和小说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可是坏的［诗歌和小说］或也同样如此。好的文学［文献］必须是很好地构建的。这带出今晚我的第一段引文，它将语言和写作正确地放在了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以下这一段是耶鲁大学校长贾玛蒂（A. Bartlett Giamatti, 1938-1989）所说的话:

我以为人文学科就是以语言，更确切地说，以词语为中心的那些研究领域，因而，我以为激进的人文学科活动就是围绕着一个文本的解释而展开的。

而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文学所指的东西。我在伯克利的老师和前任，已故的卜弼德（Peter Boodberg, 1903-1972）教授，写到我们东方语言系的建系宗旨时，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系的主要活动定位于语文学领域，以这个词的旧有意义，即广义的文献研究，包括字源学、语法、批评、文学史、文化史和语言史、对翻译和解释原始文献能力的训练、对被公认为是思想的主要运载工具的语言［能力］的培养。如此说来，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是不可分的。

由此可见，汉学即是关注中国之语言遗存，亦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我的下一段引文更锐利地表明了这一点，它的作者更广泛地被认为是一位写作传奇故事的作家，而不是一位批评家。我指的是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引自他的《词语研究》（Studies in Words）：

我曾经听说有人想完全脱离语文学而研究文学（文献）；此即是说，［完全脱离］对言语的知识和热爱。或许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人。假如他们存在的话，那么，他们或许是异想天开，或许是下决心要把他们一生的时间都花在一个持久不变的和精心维持的幻想当中。假如我们带着太多的弦外之音来读一首古诗的话，甚至带着字典上的对这些词语自它出现以来的意义［的解释］，假如，事实上，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些词语在我们的现代的意识中偶然产生的不管什么样的效应的话，那么，我们读的自然不是那位旧作家想要写的那首诗。我们所得到的，在我们看来，它依然还是一首诗，但那不是他的诗，而是我们的诗。如果我们简单地称这为“阅读”旧诗人，我们是在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拒绝为我们还原他的这首真实的诗而作的“纯粹语文学”的一切努力，我们是在保护这场骗局。

所以，语文学可以，或者相对来说可以，让我们理解文献，特别是过去的文献。但是，什么是文献？在一种意义上说，所有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都是文献，就像我们说“医学文献”和“历史文献”时一样。语文学的艺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它们。但是，此刻先让我们来考虑带一个大写的L的文献（文学），看起来在英语中我们还没有一个对它的共通的表述。我们不得不从法语中借用belles lettres（纯文学）这个词，尽管good letters（好文字）这样的表述一度很通行，如一位好的作家曾经被称为a man of letters（一位文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门好好写作的手艺。它的目标并不一定是和别的目的不相兼容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它不但写得很有格调（文采），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资讯。不过，带着一种目的的写作，如指导、改革、说服、劝告、传授智慧或者传递某种信息等等，都不是一定能够创造出好的文字的。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段文字，这次引自著名的批评家约翰查尔迪（John Ciardi, 1916-1986）：

首先，伟大的文学经验和伟大的语言经验是不可分的，语言永远是人类种族最深刻的活动中的一个。大量使用的语言拥有一切神圣的力量。一个种族是无法忘记一首伟大的诗歌的，就像它无法失去它在星空下的最后的愿望一样。在伟大的想象的形式中发生的伟大的语言的共鸣是文明化的力量，消除这种共鸣所起的作用，与剥夺这个社会的文化，并提供技术作为回报完全一样。

估计稍后或会引出些许争议，可我要问：有多少研究据说很“伟大”的中国文学的学者能够向你们解释它凭什么伟大？如果没有传统权威的引导，谁能确切地告诉你们在著名的唐诗写作中伟大和平庸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中国的古代文人过去的伟大依然对今天的我们有着重大的影响。

于此，我再引一条对同一个主题的另一种看法，这一次是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说的:

若改变一部文艺作品的措辞（选词），那么它的所有启示式的质量，和它的所有能够振奋精神、支撑废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力量，马上就会烟消云散。如果改变一篇科学论文的措辞，只要清晰度还得以保持，那么它就不会遭受任何损失。被纯化了的科学语言是工具性的。——但被纯化了的文学［文艺］的语言不是达成其它什么别的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一件天生重要和美的东西，是一个被赋予了魔力的神物，就像格林的许愿桌和阿拉丁的神灯一样。

类似的别的说法还可以随手找到很多。让我来对它们做一个小结，即是说，好的写作具有魔幻品质，二者都是以巧妙地措置语词来产生令人着魔的建构的艺术。然而，即使对当代写作令人着魔的品质作出解释甚至也常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说要对过去时代的或者外来文化的写作的魅力作出解释，那会有多么的困难了，它们中隐藏着废用的词汇、消失的惯用语和陌生的句法等等，简言之，它们是以一种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含义来表达其微言大义，以及对世界的态度的精美的措辞为特点的。而去激活这些不再使用的用法和已经消失了的意义的修饰，则正是语文学家的工作。就因为这个缘故，语文学和文学批评是不可分的，就像C. S. 路易斯已经说过的那样。换一种方式来说，文学批评根本说来就是文本批评。

文学研究和语文学或者文本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我对科罗拉多大学这个新系的名称的考虑。尽管他的《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很流行，但托尔金（J. R. R. Tolkien, 1892-1973）是一位职业的古英语学者，他对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都有出色的把握。在他于牛津大学所作的“告别演说”中，他抗议学院采用“英语语言和文学学院”（The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个称号，而不用更简单的，对他来说也是更优雅的称号“英语学院”(School of English），后者在形式上与诸如“希腊文学院”（School of Greek）和“法文系”（Department of French）等传统名称更相符合。这个更长一点的称号，既是我所拥有的教席［的名称］，也是贵系的名称，对此人们或普遍认为我们处理的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一方面是语言，另一方面是文学，而这样的观念就是因为这种形式而被永久化的。不管怎样，我们至少要承认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互相关联的［二个］方面，就像碳与钻石互相关联一样。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像夏威夷大学那样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在那里远东语言研究已经和远东文学研究分道扬镳了，它们分别被放置在不同的系里。一个是语言的化学（科学），而另一个是语言的魔术（迷信）。但是，这种魔幻的事业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除非它能坚实地建构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然而，文学或当被恰当地描述为对普通言语的精炼和丰富。此前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位学者或当如何希望能够在中国文学中发现这些品质呢？”作为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的引言，这里需要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在亚洲文献中，中国的文献（汉文文献）在欧洲是最后一个被认真研究的，而所有［亚洲文献的研究］都远在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研究之后。真正的拉丁语学术研究的历史开始于十四世纪，它和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的名字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于其后一个世纪，古典希腊语的研究随着土耳其征服时代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们迁移到意大利而开始崭露头角。希伯来语研究开始于十六世纪，就像于更晚的时期兴起的埃及学和亚述学一样，它的流行只是因为它与《圣经》研究的关系。在亚洲的语文学中，汉学也远远落后于它们。早在十三世纪，就有欧洲人访问中国，但柏朗嘉宾（Pian de Carpine, 1185-1252）、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 fl. 1253-1255）、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及其后继者们的旅行，主要是出于对商业、外交和宗教的兴趣。基本可以肯定马可·波罗从来没有学习过汉语。在十六世纪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们的探究之前，对汉文书籍和中国文化的认真兴趣尚未开始。但是，尽管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人（耶稣会士）获得了一些汉语知识，并做了一些翻译，但他们的主要兴趣也在别处。追随他们的是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概才可以确定地说［欧洲有了］真正的汉学研究，其杰出人物的名字是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一位西班牙多明我会的教士，他编写的第一部《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于1703年在广州刊印。一个世纪后，葡萄牙遣使会会员公神甫（Joachim Gonçalves, 1780-1822）制作了一系列词典,如《拉汉词典》《葡汉词典》（《洋汉合字汇》）等。他最后一部《拉汉大词典》（Lexicon magnum Latino-Sinicum），出版于1841年。汉学诞生了。于此，若把万济国的汉语语法作为一个参照点，来考虑这时间上的间隔的话，这或颇有启发意义。

除拉丁文和希腊文外，最早刊印的［世界上］任何语言中的第一本语法书是西班牙语语法。它出现于值得纪念的1492年。而第二本则是一种东方语言的第一本语法书，它是阿拉伯语语法，出版于1505年。随它们之后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的是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法语和阿拉美语［语法］，此即是说，［它们］都是“圣经”的语言，或者最终，也都是西欧最重要的语言。威廉布洛卡（William Bullokar, 十六世纪人）的英语语法直到1586年才问世，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人感到惊讶。而各种美洲印第安语，如塔拉斯科语（Tarascan）、印加语（Inca）、纳瓦特尔语（Nahuatl）、萨巴特克语（Zapotec）、米斯特克语（Mixtec）和图皮语（Tupi）的语法书同样也是在十六世纪问世的。不属于《圣经》［语言］的亚洲［语言］在十七世纪之前并没有引起注意，1604年开始有了日本语［语法］，紧接着的是塔加洛语（Tagalog）、马来语（Malay）、土耳其语（Turkish）、伊洛卡诺语（Ilocano）、波斯语（Persian）和越南语（Vietnamese）［语法］。所有这些异域［语语法］作品都在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于1703年在广州刊印之前出版。

至此为止，这类新的词典编纂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进行的。但在整个十七世纪，科学的汉学亦在法国发芽成长。法国那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天主教势力，巴黎大学着手发布了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数学家们的著作，他们于1687年前往中国，很快就生产出了一批关于汉、满历史、中国宗教和礼仪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于十八世纪，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和他的弟子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声名卓著。傅尔蒙是阿拉伯语教授，他曾剽窃了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的著作，德金则写过一部中亚和东北亚非汉民族，即突厥、蒙古和其他相类民族的历史，名重一时。德金还因他的另一部书而被人记住，但在二十世纪的学者看来，这大概不应该算作是他的成就。1759年，他出版了《论中国人为埃及移民》（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evu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一书。在这部流传极广的书中，他极力主张汉字来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黄金时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名字，实际上都是埃及古王国皇室成员的名字。例如，他说治水的英雄大禹，事实上就是上、下埃及的统一者，并被认为是埃及第一王朝的缔造者的美尼斯（Menes, fl.c. 3200-3000 BC）。传承这一无根之谈者代不乏人，其流风余绪至今还污染着学术。十九世纪末叶，鲍尔(C. J. Ball, 1851-1924)撰写了《阿卡德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The Accadian Affinities of Chinese）和其他著作,旨在表明汉人及其语言都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发表在1886至1900年间出版的著名刊物《巴比伦和东方纪事》（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上的文章的支持。我们大概会认为，这种没有意义的假想是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汉学的代表作品，但我们可能是错了。在鲍尔的阿卡德理论出现前七十五年，一位一流的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就已经发表了他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更早些时候，《春秋》的第一位译者德绍特莱（Michel Deshauterayes, 1724-1795）也已经证明了德金之论点的荒谬。简言之，接受了专业学科训练的法国汉学学派的学术早已超越了其他任何人。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它依然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卓越地位。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当对汉语和汉字的派生性质的空洞推测还盛行于欧洲时，却已经有一位美国人正确地说明了汉字书写符号的真实性质，以及它与汉语语言的关系。他是杜朋寿（Peter Du Ponceau, 1760-1844），他的《汉语书写体系的符号和性质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早在1838年就已经问世。德金推进了下面这种观点，即认为汉字是独一无二的，汉字可以表达所有可能的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独立于语言。至于汉语，他认为它是简单幼稚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他认为天朝帝国的书写体系是一系列智力符号这一见解，对西欧社会哲学家们有着十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影响。他们对“表意文字”（ideographs，象形文字）的概念十分着迷。即使在今天，在杜朋寿证明汉字实际上是表符号的文字（标语的，logographic）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即汉字是以符号代表词语，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词素”（morphemes），可大多数门外汉，甚至许多可算得上是汉学家的人，仍然坚持着这种旧有的错觉，尽管在大多数场合中，很可能根本不明白“表意文字”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东西。

贯穿整个十九世纪，带着活力和风格的严格的汉学方法于法国持续发展着。才华横溢的优秀学者接踵而至地出现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他们中的多数在法兰西学院（Collége de France）拥有教授席位。这个伟大的学院是弗兰索瓦一世（Francois I, 1494-1547）于十六世纪创建的，原称“法兰西皇家学院”（Collége Royal de France），于一个很长时间内，它是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研究中心。后来在这里完成的异域语言研究著作之所以有高质量，当即深深地受惠于这个传统。1814年在此设立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学教席”（Chair of Chinese and Tartar Manchu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的第一位拥有者就是雷慕沙（我希望你们会对科罗拉多大学这个系的称号曾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先行者而感到高兴，特别是考虑到托尔金曾对它啧有烦言）。这是所有欧洲大学中的第一个汉语文教席。

除了汉语以外，雷慕沙还研究蒙古语、藏语和其他东亚语言。与此相应，他的著作显现出法国汉学学派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而这注定会在二十世纪初被伯希和引向精致和完美。于此，我将在雷慕沙众多的出版物中仅仅列举一部著作来彰显他杰出的学术生涯，那就是他的《汉文文法基础：古文与官话纲要》（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u, c'est-à-dire, de la languag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这部著作出版于1822年。除了像这样的基础研究之外，他还出版过许多重要的报告和译文，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等领域。他是《学术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 的编辑，并为它撰写了研究中国的文章。他还是巴黎亚洲学会的首任会长。该学会的核心组织就是依然重要的《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读雷慕沙了。我怀疑，更少有人会读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了，儒莲是雷慕沙的学生，并于1832年接替他成为法兰西学院汉语文教授。儒莲的学术优势是他受到了很好的古典语言训练，特别是希腊语和一些闪族语言［的训练］。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中国的小说、戏曲，以及科技史文本和道教、佛教资料的翻译和研究；最首要的是，他撰写了一部汉僧玄奘西行印度朝圣的专著，我希望佛学家们还会参考它。他也是一位专心于汉语语言和文字，特别是惯用语和音韵研究的学者。他的名字被用来为一项中国（汉语文）研究成就年度奖冠名，它相当于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但必须承认的是，像其他奖一样，儒莲奖的颁发也多少有点古怪。

儒莲的接班人也已经被人遗忘了，或许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认可，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他是德理文（Marquis Marie 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于1874年接任教席。尽管他对很多种文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他会或者应该会被人记住和参考的主要是他对文学［文本］的翻译和解释性研究，其中又以出版于1862年的《唐诗》（Poésies de I'époque des Thang），和出版于1870年的《离骚［章句］》（Li Sao）为代表。我对前者特别感兴趣，因为唐是我的时代。我可以证明，这些完成于一百多年前的翻译，可与今天美国文学学者所做的大部分唐诗翻译本媲美，甚至要好过其中的许多译本。

法国汉学的现代时期，开始于汉语教席的第四位占有者——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他于1893年就职。尽管他的前任们的著作都不可否认的出色，但他还是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深度和精确度。除了根据他在中国的实地考察而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考古报告外，其重要意义，我很高兴地报道，至今得到广泛的认可，他还出版了一系列一流水准的专著。这些著作的质量完全可以和当时代最优秀的希腊文、阿拉伯文和梵文学术研究相媲美。在他众多扎实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的，于此我只提及他对圣山泰山的崇拜和宗教史的研究、一系列关于佛教和道教历史的出色著作，以及他对中国第一部信史《史记》之大部分的翻译。他的译本至今仍然是无与伦比的。我真希望我还可以说更多我们应该感谢这位杰出人物之处，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有失恭敬地把他按下不表了，而开始讲述他的学生和继任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位真正不世出的杰出学者。

伯希和的学术生涯开始于河内［越南］，他被派到在这里新建立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工作和研究，那是在1900年。它被证明是汉学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的开始。伯希和成为它的一颗最明亮的星星。他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凸显出其严谨和训练有素的专业水准，充分实现了法兰西学派的杰出学术品质。他在这些品质之上还增加了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品质，它们与聪明、勤奋一起，常常是真正的天才的特征。他的［学术］方法的一个典型特色是，追随雷慕沙的榜样，充分发掘和利用大量不同种的东方语言文献，包括属于闪含语、印度伊朗语、阿尔泰语和汉语等不同语系的许多种语言。他有能力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达到对早期汉语文献的完全的理解，这些文献都程度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他不把中国看成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的语境中形成的文明。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的流行的看法，古老的中国原本应该是外部世界赖以获取智慧和文明艺术的地方。大部分学者拒绝这种复杂和苛刻的学术，它常常要求他们挑战那些他们自己最最喜欢的假设。

伯希和的著作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书目文献（bibliography，版本目录学）的十分细致和一丝不苟的态度，这在欧洲文化的人文研究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在东方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中却是很少见的。在他之前，一部汉文古籍的任何版本，哪怕是一部千年古书的劣质的木活字刻印本，其中充满了讹误和脱衍，都会被大部分研究者不加批评［校勘］地利用。伯希和为汉文资料的研究引进了一种有理有据的精确性，使得那种粗枝大叶的票友性质的学术遭人唾弃。他理解首要的和最终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这些资料是可信的”和“这证据真的能够引向何方”。在古典学的、《圣经》研究的，和中世纪的语文学中，即在西方文本批评（对勘）中，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先例，至此已不能再遭忽视了。

时至今日，伯希和大量的和精致的研究，是一座几乎还没有得到开采的富矿。我们自己时代的学者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困扰他们的很多语言学的、文本的和文化的问题，其答案早已出现在伯希和发表在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汉学杂志《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I'Ecole Franqaise d'Extreme-Orient）和《通报》（T’oung Pao）上的研究文章中的脚注中了，这些脚注本身常常就是一篇篇的短文。换一种角度来说，在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研究者当中，有太多人不仅没有能够学到他的治学典范，而且也没有能够从他特别的（具体的）学术发现中获益。这部分可能是因为一种反伯希和的教条，已形成为许多汉学家之信条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美国。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儿。伯希和以对二流学术的无情批评著称，这种品质使得他在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当中不太受欢迎，特别是在英国。反伯希和教条在美国幸存了下来，它在那些庸才们中间尤为恶劣，他们把一切基础研究都看成是乏味的、狭隘的和枯燥的苦力活，缺乏在对异域文学的“欣赏”和批评中的那种昙花一现的魅人品性。

1919年，沙畹的汉学教席被另一位巨人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接替。与此同时，伯希和的卓越成就促使法兰西学院于1911年专门为他创设了一个教授席位。这是一个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的教席，他死后这个教席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伯希和与马伯乐这一对除他们自己之外无与伦比的学者照耀着整个汉学世界。

马伯乐是一位可与伯希和媲美的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尽管或许他未能达到同样耀眼的技术上的精致。他的研究集中在几个容易被界定的兴趣领域内。它们是语言学史、先秦经典和道教。对其中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不仅仅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确性，而且也带来了一种新的视野广度，以及一种对人文学术最优秀的传统的深刻理解。他在这些领域所发表的著作可以三篇主要论文来代表，它们都依然对汉学家很有帮助。在语言学史［领域］：《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 ngan sous les T’ang, 1920）；在先秦经典［领域］：《书经中的神话》（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1924），和在道教［领域］：《古代道教的养生术》（Les Procédés de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 dans le religion Taoiste ancienne, 1937）。

我们这个世纪的上半叶是以对汉学有重大意义的发现为标志的，例如像在新疆（中国的中亚地区）开创了严肃的考古的中德考察队（the Sino-Prussian expedition）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打开和中古时期写卷的重见天日，安阳甲骨的发现和认定等。但是，今晚我谈的是人，不是谈发现。随着马伯乐于1945年不幸英年早逝，以及几乎同时的伯希和和杰出的社会历史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的逝世，一个硕果累累的时代戛然而止了。

现在我们要说到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故事了。在我接下来的评述中，我不打算直接提到任何我的同时代人的名字。他们和我都还不是历史的一部分。证据还没有全部到位。大体说来，我想，我发现美国汉学主流可以分成三个明显的分支。一个分支属于社会历史学家，他们把原始的文本仅仅作为信息的来源，很不关心语言的精练，倾向于依赖“当地线人”的服务，为他们提供文本的大概意思，而不客气地说，那些线人中的很多人对书面语言的理解至少是很脆弱的。第二个分支是文学家的领地。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是被一种缺乏活力的唯美主义（审美）所支配的，它根植于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费诺罗萨（Ernest Fenellosa, 1853-1908 ）和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的“东方主义”中。有时它因被注入了好的、旧式的文学传记而变得坚固。但一般说来，纯文学被允许自由漂浮，与任何历史时代、特定环境和专业化的语言和文本研究相脱离。这些人志在讨人喜欢。他们组成诗社。他们努力要说出些风雅的句子来。我将马上再回来谈他们和他们的工作。第三个分支是那些定位于人文学术的历史学家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在诸如艺术、宗教、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等文化领域里工作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付原始资料的能力参差不齐。有人尊重它们，有人忽视它们，后者宁愿完全依赖图片的或者考古的证据，并以现代语言写成的二手资料作为支持。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让人绝望，你们一定会怀疑，对当代的汉学我是否还有任何好的东西可以说说。放眼于国际舞台，我确实发现有值得崇拜的事情。这样的调查很容易做，因为汉学并不是一个于普世范围内都得到了培育的学科。于此，让我先仅列举几个国家的名字，如在保加利亚、希腊、印度、意大利、巴拉圭、斯里兰卡、博茨瓦纳、挪威和埃及等国家，除了少数几个无足轻重的例外，没有人知道汉学。事实上，那些现在正在实践这门艺术的国家，绝大多数就是那些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培育它的国家，它们是法国、荷兰、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自己（以有限的和令人好奇的方式）。在它们之上，现在还必须加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我不打算对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现状的特点作总结，尽管它们常常表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国家特色和倾向。相反，我打算就几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和进步的领域向你们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我用这些形容词来描述这些学科，它们本来应该如此要求自己，而且实际上零星地也已经取得了对他们的资料语言的一种精确的理解，并正在发展从它们那里获取的知识，以解决那些关键性的或者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这些充满生机的学科一是科学技术史，它并不与哪个特定的国家相联结，也就是说，在许多国家都有优秀的贡献者；二是宗教史，主要是道教，即中国的本土宗教，它在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圈内长期被忽略或者误解。正如我们应该期待它会出现在哪里一样，毫无疑问，于这一领域的重要工作绝大部分都是在法国完成的。但是，分散在欧洲和北美其他国家的一些个人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文学研究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看来，它们在哪里都不够兴盛，尽管有很多很费心的，和常常仅是时尚的活动，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整体而言，我倾向于认可日文著作的质量，尽管它也是非常不均衡的，日本学者总是受困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们用汉字来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这损害了他们对汉文文本的理解——他们太习惯把它们当作一种加密的日文。

现在我必须回到美国的汉学，特别是这里的文学研究。在我看来，美国的中国研究（汉语文研究），并不处在一种十分健康的状态。我确信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对外语学习的由来已久的反感，和对文学的、古典的或古代的语言的兴趣的衰退。这种态度以不同的方式造成了它的危害。一是对汉文写作的细节和精妙处缺乏认真的注意。另一个是对用法语、德语和日语撰写的重要著作的忽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生和一些职业的“汉学家”对这些语言都缺乏必要的把握。

至于在我们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就像我已经提示过的那样，它充斥着票友精神和本位主义观念。绝大部分教学和出版强调文学史、文人传记和文学鉴赏，而这些都不需要对中国的文学语言有精深的了解。

现在让我援引另一段权威的引文，这一次是莱奥斯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在他的《语言学和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常常感到很诧异，文学史家们如何能够，就像他们乐意去做的那样，对一个时代或者一位诗人的文学作品的整体下如此笼统的断言，却没有深入到文本的细节（和语言学的细节）之中。

今天中国文学这个领域被一些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一理想的人主导着,他们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文学上师的形象,从青铜时代的古体诗，一直到已故毛主席的情诗，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每个时期都貌似权威，夸夸其谈。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著作、期刊里，这种文学取样的自由散漫的风格，与文学批评的琐屑化齐头并进，而每当它吸食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中世纪文学遗产的精华时，我就特别地感到痛心。这种类型的文学研究不鼓励和文学本身的亲密接触，而更喜欢客厅清谈式地谈论文学，只触及诗歌的简单的层面，诸如普通的历史典故和古典引语；简单的分类，常被称为“文类理论”；作者心理学和传记，这通常是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的运用。尤其是，严格遵循在诗歌中寻找作者如何在科举考试这一上升阶梯上平步青云和在朝廷中成功获取要职的线索这一传统的中式游戏。很少有人对好的写作有任何的讨论。几乎没有任何人留意到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劝告，而他对文学是有些了解的。在《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一文中，他写道：

任何著作，任何文章，《注释和询问》中的任何注释，只要它制造了关于一个艺术作品的哪怕是最低级的事实，它就是比在最自命不凡的［文学］批评的报刊上发表的十分之九的文章更好的作品……事实不能败坏审美。

在最近几十年里，另一种令人疲软的时尚在某些所谓的“文学批评家”中间变得很流行。这就是我称之为“族群批评”（ethnic criticism）的东西。据我所知，它纯粹是一种美国现象。它在不少研究中国祖先的学者中间也流行了起来，而且还传染给了其他的人。他们的假定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解释他们的文学；而它的一个推论就是，相信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对文学的性质和质量的任何想法，都比现代西方批评家的最敏锐的观察要有价值得多。所以，假如一位九世纪的中国作家写到一首诗就像是时间花园中的一只蝴蝶（据我所知没有人这样说过），这个启示比一位现代法国人的陈述，譬如说文学的意义见之于字里行间（据我所知也还没有人这样说过），对于诗歌的理解来说要重要的多。这就像是相信亚里士多德为希腊诗歌作了最后的定论，因为他的确是一名希腊人，而在他之后［别人］关于萨福和荷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除非是一位现代的希腊人有可能说的什么东西。这就像是相信存在一种可与西方的天文学竞争的东方的天文学，或者一种与西方世界的化学不同种类的，但又是对等的东方的化学一样。

说到希腊人，让我想到我们的中国文学专家们中间流行的另一种毛病。这就是用现代的发音［读音］去朗诵和引述古诗这种旧石器时代的习惯。现在中国通用的是普通话，但偶尔也还会使用粤语和其他现代语言［方言］。这种奇怪的习惯要求忽视上古和中古诗歌的所有发声规则之间的差别——如韵律、谐音、拟音、步和效果等，简言之，［忽视了］作家使用他自己的语言时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可这与希腊语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现代希腊籍的学者，他们把自己视为圣火的保护者，却用现代雅典语的发音朗读古典希腊语诗歌，他们对它所采取的自卫态度正好和他们的汉学家同行们一样。一段时间以前，我的同事之一、一位古代希腊文学的专家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参加了一位在访的希腊语权威的一次阿里斯多芬尼斯剧作（Aristophanes Play）的“朗读”。在这部剧的一个点上，一群羊走上舞台，它们咩咩地叫着。阿里斯多芬尼斯把这声音拟写作bēta ēta, beta ēta。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阿里斯托芬尼斯的时代这当是发běě běě的音的。不过，自那个古典时代开始，在阿提卡语中的旧浊音声塞音已经变成了摩擦音。在它们中间，b已经变成了v。此外，eta这个字不再发像那个ě在“bed”中的音了，而是发像这个i在“machine”中的那个音了。所以，我们这位在访的希腊朗读者将傻傻的羊的叫声读成了vi, vi。我们将会明白，当把现代北京方言强加给古典文学文本的习惯做法——一种对语言学家，人们或可想，甚至对文学批评家也都毫无价值的实践——被永远抛弃时，中国文学研究才开始走向成熟。

我相信，诸如此类的习俗与一个永恒不变的中国这个僵化的观念有密切的关联。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具有偏见的人，或者持所有最美好、最重要的东西都是几千年前在中国发明的这样的观点，或者持与此相关联的观念，认为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在所有这些时代都持续不变。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类似。这是一个经常在许多个民族之间被分裂的地理区域，经常是二个、三个，有时更多。例如，在公元400年，在现今的内蒙古和南中国海海岸之间，曾经有九个各自独立的王国。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南方的大的土著民族，它们的独立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这些民族中有些受汉族王朝的统治，有些则是受非汉族王朝的统治。在这整个次大陆上说着很多种语言，有些属于汉语语族的，有些属于傣语语族、缅藏语族和其他别的语族。此外，文化的特性也在持续的变化之中。不过，对有些人来说，当他得知孔子从未听说过有茶，没有用过一只瓷杯，不知道有纸，从来没有吃过一颗荔枝，也不知葡萄、糖、胡椒、莲花和加蹬之马为何物，——他收取干肉条作为朝廷祭师和古董师的酬劳等等，还依然会感到十分的惊讶。

事实上，对中华文明这种大一统的和不变的特性的信仰是由来已久的。在西方世界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它在伏尔泰及其同盟者们的信仰中发芽成长。这些革命的思想家们利用这种观念来支持他们对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者的攻击，不适宜地将他们与假想中的中国的哲学家－国王们的开明统治形成强烈的对照。他们对那些古典时代的传奇性的圣王与他们的同时代人，即十八世纪的满洲帝王们根本不作任何区分。

在他们抛弃这种幻觉，并努力去熟悉每一位作家的特定的世界——即在它的所有的丰富的细节中的他的特别的、真实的和地方的世界之前，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们永远不能获得真正的研究能力。一旦他们获取了这种知识，他们将能够解释他们的作家在他精心选择的意象中表达出来的对那一世界的独特的愿景，而那些意象反过来又反映出作家自己对创造、占卜、君权、职责、魔力、食物、英雄行为等的特殊看法等等。不存在一首超越了时间的汉文诗歌这样的东西，就像不存在一篇不属于它的特定时代的英语文章一样。

永恒这种谬见的恶果最明显地展示在古典汉语诗歌的翻译中。它们表现出了一种对诗人的语言的不完美的理解，一种对他的言语的准确意义的模糊。对时间和地点的细微差别的漠视，即会抹去关于汉语诗歌的最重要的东西，即那个赋予它以魔力的东西。那就是诗人对意象的运用——诗人的措词。正是在这里，我们的翻译者最软弱无力。因此，现在我打算集中［讨论］在许多汉语文学翻译中的一些特别的缺陷，特别是在处理诗歌措词中的缺点。

在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和日本，好多代翻译家都曾对此做过很大的努力，即既要使中国的古诗能让现代的读者们读得懂，而且还要让他们读来觉得合他们的口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合口味”常常意味着平淡、简单、缺乏诗意、没有想象力和缺乏情趣。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到既不违犯当代的趣味，又不苛求那些对诗人的文化氛围、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现代读者。例如，想一想，有一位九世纪中期的极有教养的文人，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天际的迷幻和我们不熟悉的花鸟树木的图像和信息之中。如果没有受过特殊的训练，就是他自己的后代们也已经发现，并且依然还会发现他的世界和他的写作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就像九世纪欧洲的潜伏的精怪、海上流浪者和因果赐予者的神秘世界，对于今天一位受过了很好教育的英国人——或者甚至说是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来说，同样是十分陌生的一样。这样的一个人用一种非常有学问的语言写着他的诗句，经常模仿和撷取古代辞书和文本中的冷僻词汇，亦常常引用深奥的习语、远古的典故和微妙的微言大义。他的魔力效果即有赖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个巨大的词汇库——一笔弥足珍贵的伟大遗产，即使它的组成成分有时会被误解。他可以表达秘密、不可思议之事，以及语调和态度的精微变化，这不仅令我们感到困惑，而且也令他的同代人感到困惑。

那么，我们将如何翻译我们的诗人的诗歌，并希望为他匠心独运地谋划出的图景给出一个接近真实的版本呢？我已经说过措词是至关重要的。措词是词语的选择。为什么选这个词而不选那个词？所以，有必要精确地知道这位中世纪诗人［选用］的语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将它与他不然也可能会使用的相近的同义词区分开来。我们怎样来找出它们的确切意义呢？我们查一部词典。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汉语词典，不管是任何语种的，汉语的，日语的，英语的和法语的等等，都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首先，大多数汉语词典对现代口语和古代的用法不加区别。即使把它们限定为“古代汉语”的词典，它们也对不同时期的各种用法不作分别。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另外，它们为每个单词所提供的信息是如此的不明确和如此的含糊，以致差不多有关汉文文本所写的任何东西，无论它们是文学的或者历史的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都仅仅依据那样的信息，故往好里说是一定被误导了，往坏里说则全是错误的。但迄今为止所有研究者还不得不去查这些词典，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更好的选择（faute de mieux）。

西方的汉语词典都是十九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产物。它们常常是一些票友们编写的，他们缺乏足够的语文学训练，并雇用了不可靠的信息提供者。他们所有人都是错误信息的源头。至于汉汉词典和汉日［和］词典，有些编成于二十世纪，甚至还是很新近的。然而，即使是最新的也是保守的。它们没有吸收现代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本世纪在欧美的研究所提供的关于词语的信息。它们依然有浓重的地方本位主义色彩——一种由来已久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

请允许我花几分钟干些技术活，提供几个例证来说明为何所有这些词典都是失败的：

它们为那些其旧的词义（义项）已不再使用的词语指定了新的意义（义项）。用它们来破译早期文本的意义，会产生滑稽的结果，就像在中世纪中国森林中聊天的黑猩猩。

它们无法在近义词之间作出分别，简言之，它们忽略了语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而这对诗歌措辞的阐释是非常致命的。例如 ，“美”“丽”“艳”“妍”这四个字，在文学语言中大致分别意为“admirable”“gorgeous” “voluptuous”和“alluring”，可在大部分词典中，它们一概被均质化为一个没有差别的“beautifu1”。

它们不像所有好的西文词典那样提供词源。因此，它们不是适合学者使用的工具书。

它们没能记录语义学上的变化，如“丁香”一词，约在十世纪以前意为“lilac”，以后则指“cloves”。

它们没有识别外来借词（除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词汇是例外，但也只是它们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本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学术文献中，很多外来借词，特别是那些来自阿尔泰语和印欧语系的借词，已经被识别了。而这类识别在汉汉词典和汉日［和］词典中都被忽视了。还没有人花功夫去追溯汉语中来自傣语和其他东南亚民族的外来语借词，但它们的数量肯定不少。词典编纂者很有效地隐藏了汉语这个复杂的历史。从现代学者所做的一个很可观的外来语借词［词汇］表中，还没有一部词典把它们记录进去，让我仅仅挑选三个样本来举例说明（我给出它们中古汉语的发音，因为假如在现代方言的基础上寻找的话，它们的源头是不可理解的）。

与《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或者哪怕是《韦伯斯特国际词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相比较，还没有一部汉语词典能像它们一样提供完整的和可靠的信息，这种失败对于研究者们的精神造成了一种腐蚀性的影响。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不确切的定义，通常不会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自己来做语文学的探究，而这对于改善对它们［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许多别人不知道它们是借词的语词也处于同样的情况。我自己已经费力为数百个在标准的汉语词典中被很宽泛地定义的词汇制作了更可靠的定义。哪怕是最好的汉语词典的这些缺陷，或可部分地归咎于中国语言的研究者和词典出版家之间的隔阂，但或也可归咎于语言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分裂。在别的人文学科中，特别是在西欧民族国家和地中海古代文学的研究，文学学者为词典编纂出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古诺尔斯语词典和西班牙-阿拉伯语词典就是以这种方式持续地得到改进和精致化的。在我们自己的领域，新的语义学的发现遭到忽视，消失在沾满灰尘的图书馆的书架中，永远被埋葬在被遗忘了的脚注和过时了的文章和专著中。

在我看来，我们学科的当务之急是编一部好的、最新的文学语言词典，它可以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例如，可为所谓的儒家经典编纂词典，为唐诗、为每个朝代的历史编纂词典等等。但我也明白，词典编纂家的生意并不能引起有抱负的汉学家的兴趣，我也提不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说服他们屈尊来当词典编纂的学徒。也许这或是一个最可行的办法，作为开始，先把散落在百年来汉学文献中的数百条新的和更加可靠的定义收集起来，把它们作为现有词典的一个订正性的补编出版。若有合理的津贴的话，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我拥有一只可以预测吉凶的水晶球的话，我很想在球中窥视，看看这个世纪早期的那个伟大传统，特别是以伯希和、马伯乐和另外几个人的著作所体现的那个伟大传统的子孙后代们会有怎样的前程。眼下，那个传统看起来并没有在美国扎下根来，除了或许在很少几个人中间。颇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有很多中国研究的老师，和一些很有魅力的领袖，但没有很多真正的开拓者，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并不很受推崇。大多数年轻学者不在乎什么法国传统，假设他们真的知道还有这个传统。这可能是因为它的要求太苛刻了，献身于它或将让人失去较早就业的希望。

无论如何，1982年的情况要比1882年时的情况好。如果我们记得那些已经取得但有可能会被遗忘的东西，它就会继续改进。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并不局限于创造，我们也必须守成。首先，我们的信心［责任］一定永远不要奉献给对职位的自豪、容易发表的吸引力或被我们的同事们接受的渴望等。这些弱点扼杀了我们敢做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主要是文本以及他们用来写作的那个语言的研究者。我对汉学家们最后的规劝是：“准确地读，严谨地写。”如果你们这样做，那么你们，或许还有你们的一些学生，将会在展现人类想象力的伟大作品中，获得有鉴别力的判断和真正的快乐。

（原文刊于《国际汉学》2020年第四期）

（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