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郑周林，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史、译者研究。

黄勤，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美国知名汉学家兼译者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实践，结合副文本以及相关研究材料，从文本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等方面考察莱尔的译介观。研究发现，在翻译选材上，莱尔注重文本类型的多样化，多用研究成果丰富的原文底本，偏爱反映中国国民性的题材；在翻译目的上，莱尔持有尊重异域文化的个人意识形态，喜好通过序跋、注释等方式达成传递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在翻译策略上， 莱尔既坚持原文本内容完整性的实现，也关注“本位效果”的达成，比如译语表达的本土化、读者的反应、译作在译语文化的接受等。对莱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观进行探究，可为译者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提供一个历史观照。

关键词：威廉·莱尔；中国现当代文学；副文本；译介观

引言

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在此语境下，特别是受益于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辐射效应，作为中国文化重要部分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迎来了研究热潮。纵观中国翻译史可以看到，几百年来，海外汉学家以其学识与热情 , 致力于汉学研究乃至翻译事业，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入异域国度。因此学界对海外汉学家的关注日渐增多。以汉学家的译介实践与观念为切入点审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研究，不失为一条有益和可行的探索路径。本文拟通过简略梳理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 1930-2005）的中国文学译介实践，结合副文本及相关研究材料， 总结他的中国文学译介观，以期为译者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一个历史观照。

威廉·莱尔的中国文学译介实践

      威廉·莱尔是美国知名的汉学家、译者与鲁迅研究学者。20 世纪 60、70 年代在汉学重镇芝加哥大学接受过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文学教育，乃与中国文学研究及翻译结下深厚的情结。他生前长期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结集出版著译共计有 6 部：（1）专著 1 部， 即 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2）语言读本 1 部，即 A Lu Hsün Reader，中文书名为《鲁迅小说集》；（3）独译译著 3 部，分别是Cat Country: A Satirical Novel of China in the 1930’s（老舍著《猫城记》），Shanghai Express: A Thirties Novel ( 张恨水著《平沪通车》)，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著《呐喊》《彷徨》《怀旧》）；（4）合译 1 部，即 Blades of Grass: The Stories of Lao She（老舍短篇小说选集）。

      在独译译著之外，莱尔还英译过老舍、鲁迅的一些小说，发表或附录在不同的学术载体。其中，英译鲁迅小说的作品及载体如下：（1）“Remembrances of the Past” (Huai-chiu)《怀旧》，最初出现在他的博士论文附录部分，后又选入著作 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2）“Some Rabbits and A Cat” (T’u ho mao)《兔和猫》， 最初紧随“Remembrances of the Past”这一文后面，收入在他的著作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3） “Brothers”《兄弟》也曾刊于香港中文大学期刊《译丛》（Rendition）1973 年创刊号。上述英译鲁迅小说最后都选入译集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英译老舍小说的作品及载体如下：（1）“Neighbors”《邻居》，收入由柳无忌（Wu-chi Liu）主编的 K’uei Hsing: A Repository of Asi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1974；（2）“An Old Established Name”《老字号》，刊于香港中文大学期刊《译丛》（Renditions） 1978 年第 10 期，曾收录于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这一文学选集；（3）“An Old Man’s Romance”（《老年的浪漫》，刊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刊《译丛》（Renditions）1978 年第 10 期。上述英译老舍小说最后都选入译集 Blades of Grass: The Stories of Lao She。

      莱尔也曾译过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莱尔曾于 1980 年发表译作“Li Tzu-ch’eng: A Fork in the Road Requires A Decision”（姚雪垠著《李自成》，节选版），收录于许芥昱（Kai-yu Hsu）主编的 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莱尔还曾于 1994 年在美国杂志 Two Lines: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 的创刊号上发表译作“Cooper”（徐卓呆著《箍》）。另外，退休之后，他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台湾研究中心主办的刊物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台湾文学英译丛刊》）第 7-10 期连续发表 6 篇译文，即“Eyes of the Traveler”( 张让著《旅人的眼睛》)、“March Madness”( 廖鸿基著《三月三让三》)、“Auntie Tiger”（娄子匡著《虎姑婆》）、“The Duck King”（王诗琅著《鸭母王》）、“The Turkeys and the Peacocks”（郑清文著《火鸡密使》《夜袭火鸡城》）、“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 郑清文著《童话和我》)。

威廉·莱尔的文学译介观

      莱尔翻译过诸多中国文学作品，但未曾撰写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尽管如此，还是很有必要对其散落在译本或是著述的有关话语予以钩沉索隐，比如正文本、副文本、意识形态、诗学等参数，分门别类归纳诸如文本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内容， 从而勾勒出他的翻译观念。

3.1文本选择

      就大体而言，文学译者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原文文本，即“译什么”。梁启超（46）曾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陈词：“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 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善能译之才。”他的这番言论点明了“译什么” 对于译者的重要性，可谓“抓住了译事之根本”（许钧 156）。对于莱尔译介观的考察， 首先要关注的是他的文本选择观，这些可以从他的译介实践以及著述中窥见。

      首先，莱尔注重文本类型的多样化。除了鲁迅与老舍的讽刺性小说，莱尔还对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表现出兴趣，如对通俗小说、儿童文学、历史小说、民间文学等都有过译介，曾在一些场合陈述过喜好的理由。例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鲁迅研究专家马良春记得他在斯坦福大学访问莱尔办公室的情景，了解到莱尔正在翻译鲁迅的短篇小说，也听了莱尔的其他计划，回国后转述莱尔说过的话：“我的兴趣不仅在鲁迅，对中国现代很多作家都有兴趣。我翻译路翎的小说，又很喜欢柳青的作品，柳青笔下的中间人物很生动”（马良春 53）。事实上，莱尔研究过路翎的作品，1980 年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提交过论文“Lu Ling’s Wartime Novel: Hungry Guo Su-e”（《路翎抗战时期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这篇论文后来收集在会议论文集，1982 年在巴黎出版发行。另外，他于 1978 年向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提交了论文“The Early Fiction of Yao Xueyin”（《姚雪垠的早期小说》），后来选入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和瓦格纳（Rudolf G Wagner）编著的《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 评 》 （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Paper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 1978），为此，他便着手翻译了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第十九章的部分内容，这些举动可谓是“研译结合”的极好注脚。

      其次，莱尔珍视体现研究新成果的底本。这一特征在鲁迅小说英译的底本选择事项上尤为明显。从鲁迅小说作品在莱尔的博士论文、专著里所涉及的底本来看，除了《怀旧》这一篇文言小说，其他小说的底本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的《鲁迅全集》， 而莱尔译著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的底本（除了《怀旧》）依托于 1981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1981 年 8 月，美国加州举办题为“鲁迅及其遗产”的研讨会， 包括李欧梵、许芥昱、葛浩文、莱尔、戈宝权等 30 多位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讨论了18 篇论文，其中就有主题涉及鲁迅作品的翻译。戈宝权用英语介绍中国大陆的鲁迅出版情况，并展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鲁迅全集》（葛浩文 107）。或许是这次研讨会让莱尔了解到鲁迅研究进展以及鲁迅作品的出版情况，从而以 1981 年版《鲁迅全集》作为译介的底本。莱尔珍视这一底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版本提供了丰赡的尾注， 反映了当时最新的鲁迅研究成果，成为了学术型翻译的重要参考资料，无疑加深了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另外，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还不忘向鲁迅研究机构的人员请教， 进行学术互动。例如，莱尔就曾请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彭小苓，听她介绍绍兴及周边地区的婴儿取名传统 ，而彭小苓曾介绍过莱尔的专著，并翻译了莱尔写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封信（Lu 377；彭小苓 18）。

      再次，莱尔极为看重反映中国国民性的题材，尤其是反映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具体来说，他所选择的小说里面，主要人物或者角色基本上都处于社会底层，相对而言也多是无足轻重，并且在人性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对于这里面的缺陷，莱尔看得比较透彻。在其翻译鲁迅小说的译本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的绪言部分，莱尔为读者呈现了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缺陷的疑问，并分析了一些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缺陷：缺乏爱心、缺乏同情心、缺乏诚信等。如在《孔乙己》里，咸亨酒店的食客对因偷书而已被打断腿的孔乙己持续嘲弄；在最为著名以及最受欢迎的作品《阿 Q 正传》里面，鲁迅意图要总结中国人的心理弱点（Lu xxxi-xxxvi）。在莱尔翻译老舍的《猫城记》里，莱尔对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作了介绍，对老舍小说的讽喻特色也作了展示，对于故事里各色“猫人”无法摆脱各种人性缺陷给予了断言（Lao, Cat Country xxxv-xliii）。在另一部译集 Blades of Grass: The Stories of Lao She 的原作底本里， 小说人物呈现的性格丑陋之处也是随处可见。如《开市大吉》里的几个人合伙开了名为“大众医院”的医院，这些所谓的医生不择手段，坑蒙拐骗，赚取了巨额收入。虽然治死了几个患者，也使一些患者变得疯癫，但是人们对这些所谓的医者还是感恩戴德。在张恨水的原作《平沪通车》，主人公胡子云在北平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里邂逅女郎柳絮春，被后者的美貌所诱惑，进而失财，最终甚至落魄，下场可谓非常凄惨。小说里面的人物也是心理阴暗，故事的讲述会使人误以为中国无处不无骗子，无处不无陷阱。即使他所选择翻译的儿童文学体裁，也就是台湾本土作家郑清文的《火鸡与孔雀》， 文章里面也是存在着中国人熟悉的讽喻。《火鸡与孔雀》是由《火鸡密使》与《夜袭火鸡城》两篇关联性极强的作品合并而来，与郑清文的散文集中《燕心果》其他作品一样，“阐述他心中的情，以及对人性的态度”（周锦 1573）。

      第四，莱尔对文本的选择具有很大自主权，彰显出极强的译者主体性。在中国翻译机构里的译者，由于受官方的主导，原文的选材和译文受到严格把关，译者主体性几无发挥的可能。相较而言，莱尔在题材的选取上有着自由，体现出自我的诗学取向或者个人意识形态。以他翻译老舍的小说为例。莱尔忽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老舍著述， 径直翻译老舍以往的长篇著作如《猫城记》，在于他看到了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质以及作者的遭遇，尤其当他听闻老舍含冤而死的消息，他内心激发同情与抗议（Lao, Cat Country xxii-xxiii, xli）。在选择老舍短篇小说的问题上，他坚持以小说的趣味性作为指引（Lao, Blades of Grass 281）。他选择鲁迅小说作为翻译的对象，则与他的秉性有关。寇志明（89）对莱尔及家人的信仰有过总结，认为“跟鲁迅一样，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历来所靠的偏见和民族仇恨”。在对待有过翻译的文本，莱尔既不回避对以往版本的评价，也对原文给予重新阐述。例如，对于为何要重新翻译《怀旧》，莱尔（Lyell, The Short Story Theatre of Lu Hsun vi）在其博士论文里就提到 1938 年中国译者冯余声的英译版本，评价说冯的版本删除了很多重要信息，没有很好地反映鲁迅小说中的措辞特点。

3.2翻译目的

      译者的翻译实践作为一种人类行为，本身都存在着一定的目的，比如有为宗教的， 有为科学的，也有为文化传播的，等等。翻译目的既表现出层级的特点，也是多向度、多元的，存在多种与翻译选择以及翻译目的相关的主要变量（范祥涛 45）。比如，20 世纪初中国境内自然科学教科书的翻译，其翻译目的就可以分为最高目的、中间层次目的、基本目的等，主要的制约变量有社会文化、翻译发起者、译者等，翻译目的可以表述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学校提供教科书、赢得政治地位等（45）。莱尔的翻译行为也不例外，具有相应的目的性。

      从翻译的最高目的来说，主要还是体现在对待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方面。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载体，翻译兼具文化交流或者批判的作用。如果说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投身翻译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现阶段传播优秀文化体现出文化自觉的目的（罗选民 2、98），那么，身为外国人的莱尔所作的翻译，其所体现的目的则是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的尊重。冷战时期，在美国，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形势十分严峻。莱尔同时代的美国汉学家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对此认识很深，他曾有一次劝阻好友许芥昱不要选择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在欧美，中国近、现代文学向来是被轻视的，多数汉学家都不愿问津，甚至认为只有不懂中国古典文学的才去干这类没出息的事”（许光瓒、郑继宗 273）。在这种艰难的情势下，旅居海外的华人传播中国的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而像莱尔这样的本土人士来译介异域的中国文学，则可以说是尊重异域文化，尤其在美国学界还没有出现后殖民主义反思思潮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更加难能可贵。莱尔的翻译是尊重文化他者的差异，将中国的这种相对的弱势文化译入到西方的强势文化场域， 旨在传播中华文化，加深两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这种翻译目的实现就在于他秉持了文化翻译的态度，在很多地方体现了深度翻译的特点，以直译加注释，或者在正文内颇多阐释，而深得学人以及普通读者关注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翻译目的或者翻译动机，既“可以是强大而明确的，也可以是微弱而隐约的”（许钧 158）。这一论述可以适用于我们对莱尔其他层级翻译目的的探析。莱尔的其他翻译目的也是可以通过行为本身推断出来，或者需要从其著译觅得，比如那些散见于绪言或者后记里面的话语或者观点。在其《猫城记》英译本中，莱尔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揭示了《猫城记》的价值，肯定了这部讽刺小说的意义，认为老舍的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浓厚的社会文献价值，在于其记录中国30 年代早期的社会生活（Lao, Cat Country xli）。莱尔的上述关于阅读老舍小说的话语，也适用于解读为他对《猫城记》的翻译目的，即他要将这部小说的所蕴含的语言特色与社会隐喻传递给英语国家的读者。

      莱尔也有为论文或者专著的观点提供论据的目的。这些目的在其博士论文以及学术专著的译文之中体现出来，涉及的译文有的包含在正文当中，有的放在附录里面， 旨在为学术同仁提供观察其学术视角的重要文本。例如，他在《鲁迅的现实观》第 89 页评论鲁迅旅日期间所作的文言论文时，翻译引述了日本学者今村与志雄（Imamura Yoshio）对于鲁迅《文化偏至论》所作的观点。在其论文“Lu Ling’s Wartime Novel: Hungry Guo Su-e”里，莱尔对路翎的语言艺术表示非常羡慕，因而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 翻译路翎作品中的文字作为自己的论据。莱尔也会就其翻译的文本给出说明，在莱尔所译鲁迅小说集的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绪言里面，莱尔对自己的翻译目的有过阐述，他尝试过用英语介绍鲁迅的风格，重构鲁迅小说的阅读体验，其翻译的目的就是展示鲁迅小说的风格（Lu xl）。事实上，他“基于对鲁迅本人性格、经历、思想及写作特点的充分理解”（张慧玉 93），也展现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在微观层面，莱尔的一些翻译方法体现出基本目的，例如注释法与添加标题法就很能体现莱尔为读者着想的目的。在莱尔自己的《猫城记》英译本前言里，莱尔提到自己在一些章节中提供脚注，目的就是要使读者熟悉老舍在小说中讽喻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另外，老舍的原文的各个章节没有标题，而莱尔的英译本为这些章节添加了标题，为那些读完这些小说的读者快速找到特定的章节（Lao, Cat Country vii）。在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这一译著中，莱尔对自己为译文提供注释的翻译行为也表明了翻译目的：“译者应该要为读者提供充分的数据信息，确保他们对文本获得与译者基本相同的理解或者误解。其次，译者应该设法为其译本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 除了那些已经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读者，另外一些读者群也应尽可能争取过来”（Lu xlii）。在解释自己英译徐卓呆作品《箍》第一段为什么将所有单词字母大写时，莱尔明确地指出了其目的所在：“第一段如此翻译，是要展示中文原文的传统样式，即所有的象形文字大小一样，没有分段，只有一个标点符号，也就是句号”（Xu 93）。  

3.3翻译策略

      莱尔的总体翻译策略很难说是偏向归化还是偏向异化。事实上，根据对莱尔译介鲁迅小说的研究，朱振武、谢泽鹏（70）认为莱尔的“目的明确，策略灵活”。莱尔在英译鲁迅小说集的译者导言中指出：“我选择用英语来介绍鲁迅的风格而不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风格，就在于鲁迅和他自己的风格是不可分离的。我试图重建阅读鲁迅的中文作品时的体验，常对自己说：‘如果他的母语是美国英语，那他就这个事情会如何表达’”（Lu xl.）。从这段话推断可知，莱尔自己还是想用地道的美国英语翻译鲁迅的作品，这种策略可以视为归化策略。他的这一倾向或许来源于他对其他译者的观察。莱尔曾在评论 Jeremy Ingalls 翻译的历史话剧 The Malice of Empire（《清宫怨》） 时，对剧本的原文与英文进行了比较，发现译者在总体上采取的是意译的方法，将原文中的角色置于异域语境的舞台，就好像他们的母语是英语而不是汉语似的，很显然这是因为 Ingalls 译本最重要的关切点是将其产生为一个可供舞台表演的剧本（Lyell, “A Book Review of The Malice of Empire” 318）。我们再来说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从一些副文本里体现出来。莱尔作为一个受过多年学术训练的学者，喜欢学术性的翻译方式，即他喜欢用译者序跋介绍原文作者、作品，使用大量的脚注或者尾注来介绍源语所体现的异国文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翻译策略又是偏向异化的。

      关于翻译策略的具体实施，他钟情释意翻译（interpretive translation）。释意翻译的说法最早出现于莱尔的著作《鲁迅的现实观》正文之后的附录部分，具体来说就是第一篇鲁迅作品《怀旧》英译本之后的后记。对于什么是 interpretive translation，莱尔英译鲁迅小说《怀旧》的两个版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会尽量为英文读者补足那些原文读者可以自行补齐的内容”（Lyell, 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 327- 328），一种说法则是“通过显化的手段，彰显原文读者无需帮助就能明白的隐含内容”（Lu 3）。比较莱尔《怀旧》的两个翻译版本（1976 年版与 1990 版），可以发现两个版本的异同之处。从共同点来看，这两个版本都是全译本，这一点莱尔自己在注释里提到过，并指出冯余声译本删节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叙事者对天演论的评价（Lyell, 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 328; Lu 3）。差异方面则有如下两点：首先，从题目来看，1976 年版为“REMEMBRANCES OF THE PAST” (Huai-chiu)，1990 年版为“Remembrances of the Past”，1976 版的题目中多了一个威妥玛式拼音，这对于想要找寻原文的人来说提供了方便。其次，从副文本的角度来看，1990 年的版本除了交代底本情况，也还提供了 10 条注释。归根结底，释意翻译旨在“努力再现作者的独特风格，时常采用灵活自由的诠释、增益译法，借助大量脚注为读者提供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汪宝荣59）。

      他很注重保留原语的异质性与完整性，从而有利于读者理解原文的全景。莱尔在版本的选择上很有讲究，一般会在他的译者前言、序跋、脚注里有所交代。例如，关于老舍《猫城记》汉语底本，莱尔在其译本前言的第一段就交代了原文底本的信息， 莱尔表明自己译作所依托的原文出自老舍创作的《猫城记》，出版年份为 1949 年，位列晨光出版公司文学丛书第 14 种。他这样做，可以为那些想要逐字逐句双语对照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文献检索的便利。这一选择有多个可能的解释。一方面，这是莱尔接受学术训练形成的译者惯习，他的翻译行为受到学术场域有关学术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将版本底本交代清楚，因为当时老舍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猫城记》的出版受到了牵连，说明他的翻译底本没有受到任何的修改，反映了原貌。美国译者葛浩文曾对莱尔的这一译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一本生动、合乎语言习惯和忠实于原文的中国小说译著”（霍华德·戈德布拉特、李汝仪 120）。而反观之前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迪尤（James E. Dew）翻译过的《猫城记》，其译本呈现就出现了偏差，或者说是故意造成偏差。译者在其英译本中译者直接说明译文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二（Lao City of Cats viii），很明显迪尤对原作的选择是按“政治他者”的目的予以选择，忽略底本的完整性，把它变成了一个新闻体裁，从而偏离了老舍的底本。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莱尔的译介观大体上具有如下特点：在翻译选材上，莱尔注重文本类型的多样化，喜欢用研究成果丰富的原文底本，偏爱反映中国国民性的题材；在翻译目的上，莱尔持有尊重异域文化的个人意识形态，喜好通过序跋、注释等方式达成传递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在翻译策略上，莱尔既坚持内容完整性的实现，也关注“本位效果”的达成，比如译语表达的本土化、读者的反应、译作在译语文化的接受等。莱尔之所以有上述思想观念，一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当时美国升温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莱尔所在的斯坦福大学藏有大量中国图书与期刊，莱尔是很有条件接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有时候还能与中国作家书信往来或者在场交流。

      尽管莱尔译介的主要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下力倡的当代文学译介有所疏离， 但是莱尔的译介历程与观念并非毫无借鉴意义。中国文学相对于西方而言还是一种外来的文学，有着自身的发展道路、逻辑与诗学。汉学家的翻译观会指引自身的译介实践， 影响他们的文化态度：译者对于异质文化是否尊崇或者贬斥？对于尊崇异质的汉学家而言，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怀有认同的心态，尊重文化的异质性， 不厌其烦地通过文内外注释、译者序跋等手段，如实地阐述中国文化，能够避免外国读者产生偏见。不可忽视的是，汉学家们“在了解中国文化、外文创作功力和市场认知方面占有优势”（谭业升 102）。诚然，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一些翻译存在“误译”或者“曲解”的地方，对此我们不必操之过急，也无需焦虑不安， 只因“文化交流需要一个过程”（谢天振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