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张元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批评”（编号：17YJC740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系作者授权发布，特此鸣谢！

作者合影（左：张元；右：饭塚容）

作者简介

张元，（1979-），汉族，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邮箱：zhang0115@yeah.net；饭塚容，日本汉学家，现任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研究家、翻译家。2011年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一、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现状

张元（以下简称张）：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这次主要想针对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和受容情况，二是关于您的一些翻译理念，希望能够得到您的一些想法和见解。首先是关于新时代的年轻作家作品，我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读者接受情况的问卷调查时发现，中国今年出版的比较新的相关推理、科幻小说在日本的读者群体中相较中国著名作家作品似乎要多一些。这一点从评论数可以看出，比如『折りたたみ北京』，读者大都认为是反映现代中国神髓、反映了当下时代，当下社会的科幻作品，还比如陈浩基的《13·67》的推理小说也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认为“文章的结构很好”、“惊叹于高水平的作品内容”、“与历史融合的高水平推理小说”等。对于此种现象，您是如何认为的？您是否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海外，认识中国的一个更好的先行窗口？

饭塚容（以下简称饭塚）：请问问卷调查是针对什么人进行的呢？是学生吗？

张：主要是普通日本人，从十多岁到六十多岁，职业也各有不同。

饭塚：到60多岁吗？那这个问卷调查很不容易吧。实际上在这次采访之前，有好几个人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也曾经委托我以中文系的学生为对象做一个问卷调查。而通过那个问卷可以看出很多中文系的学生都很少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以现在也在课上让学生起码读十部不同作家的作品，哪怕是短篇作品也好，在我们系学生们也慢慢开始涉猎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了。但是一般人确实是没怎么读过类似的书籍。我想可能曾经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世代也都渐渐老去，所以你的调查结果中提到有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国还有现代文学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普遍的。提到年轻人的关注点在哪里的话，确实如你所说，大都集中在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上，那么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想法是不错的。我们也有类似的想法，所以在2017年12月的时候，在日本中央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SF与亚洲的未来”相关的研讨会，也邀请了中国的青年作家郝景芳，以及韩国的一位科幻女性作家来日交流。我自己也确实觉得郝景芳的故事是相当有趣的。这几年，中国掀起了科幻小说热潮。比如说郝景芳之前的刘慈欣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华裔美国作家刘宇昆的影响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刘慈欣、郝景芳等成为热点以前，刘宇昆的《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日译名『紙の動物園』）在日本引起关注。在美国也是同样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刘宇昆介绍并翻译了中国的优秀科幻作品，于是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之后传至日本这样一个过程。郝景芳大致也是这样一个译介的过程，只不过最近出了郝景芳的短篇小说集，不是由英译转日译，而是中文转日译的了。之前大都是中国的作品英译后取得了反响之后才会再转译成日语进行出版，这种途径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直接从中国翻译过来并在日本得到很高评价是很难的。当然郝景芳的作品是非常有趣的，比如《折叠北京》虽然是短篇作品，但在日本有很多读者。可以说虽然是科幻小说，但对于我们来说是反映当下中国现代社会的。《折叠北京》中所提到的三个阶层，按理说在中国是不应该有很大差距的，但实际上不仅有，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底层的人越来越难于上升至上游阶层等，读来引人深思。

张 ：我想是不是也因为与60、70年代作家的作品不同，郝景芳作品中所描写的背景、生活等与日本当下的年轻人很相似，所以他们对此也比较感兴趣呢？

饭塚：也许是这样的。只不过在前年的研讨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日本的科幻作家中也有做评论的人，认为对于中国科幻小说，普通读者阅读的角度与真正科幻小说迷们的阅读角度还是有区别的。即是对科幻小说本身感兴趣呢？还是对科幻小说的背景感兴趣？这些问题还需要再讨论和分析。

张：也就是说到底是欣赏科幻小说本身的构成多一点呢？还是希望从中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多一点呢？是需要再分析这个意思吗？

饭塚：对，我想应该是不同的。比如郝景芳后来写的长篇小说《生于1984》非常有趣。但我最初读的时候并没认为是科幻小说。最后的部分确实有科幻性的地方，但我想郝景芳可能也不是那么拘泥于科幻小说来写的吧。所以作为读者也可以不必非要界定于科幻小说来读。前面提到的刘宇昆的作品其实也有这种倾向。刘宇昆虽然被称为科幻作家，但就其作品而言，不仅是优秀的科幻小说，也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因此会在世界性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当然刘宇昆算作中国的作家吗？当然并不是，包括哈金等作家，应该说算是海外华人作家。因此中国的作家作品将来会如何还要拭目以待。今后也许还有类似《三体》这样的优秀作品问世，不过期待这些科幻类作品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并能够超越以往作品这种事情应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吧。

实际上我们曾经介绍过韩寒、郭敬明等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但在日本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其原因可能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可能是比较新颖、独特的，但对于日本来说这并不稀奇，而且日本还有质量更好、水准更高的青春小说、娱乐性更强的推理小说等可供阅读，所以并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阅读来自中国的翻译小说了。

张：您是否能对中国的年轻作家提供一些建议？

飯塚：我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建议，只是我想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会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吧。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读了很多的日本作品，但是也希望日本年轻人能够阅读中国作品的想法应该说还是不太现实。不过青年作家之间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可以借此机会增进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张：您曾在「中国現代小説の二十年」中最后部分提到：

「ところで、日本の読者はどうなのだろう。小説を通して中国のことを知りたいという人は、一昔前より減ってきている気がする。多様な中国文学を良質の翻訳で提供し、新たな読者を開拓していく努力を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我深以为然，2018年10月曾经在日本做过一个微型问卷调查，70%的人回答不阅读中国文学，15%的人回答阅读中国古典文学，10%的人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几乎就限于鲁迅的作品，另外5%的人回答如果有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话，有意愿阅读，但没有了解的途径，相关书评很少，不知道如何获取相关信息。对此，您如何评价？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饭塚：我或是我这一代人主要阅读的是生于50年代的作家作品，比如铁凝、王安忆、莫言、闫连科，和生于60年代的毕飞宇、余华、苏童等。现在70、80后作家作品也都日趋成熟，特别是80后作家的作品最初感觉不太成熟，但经过淘汰之后留下来的作品还是有非常优秀的，期待今后多介绍一些这样的作品给日本的读者。

张：您在相关中国文化文学方面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书评，可以说您一直致力于推介中国文学的活动。那么从实际效果来看，您觉得书评是一个非常有效果的推介方式吗？有过成功的例子吗？ 

饭塚：以前确实有过这种说法。特别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三大报纸的专栏上出书评的话，对于销售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最近可能有了一些变化。首先这些报纸的书评栏不太愿意登载相关中国文学的书评。这跟当下的环境氛围有关，比如90年代如果我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几乎都会登载。当时的书评委员有专门负责这类工作的，他们对于中国出版的小说有兴趣。但现在基本不太理会了。社会氛围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报纸书评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减弱。现在很多人都不读报纸了。很多网络上也有一些书评，比如SNS、推特等，传播的途径也都在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闫连科的《受活》这部作品的日文版得到了推特文学奖。所以我想随着时代的变化，原有的传播途径也都在不断变化。

饭塚容主要译作

二、关于翻译家饭塚容的翻译理念

张：译作面世时，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来自评论家的，有来自普通读者的，可能有赞美，也会有异议，那么面对这些声音，比如，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在2015年时曾说过“希望学者‘能从更宽广的视角’、‘宏观式’地评论其译作，而不是他所谓的某些‘来者不善’的肤浅‘检查’”。那么对此您是如何认为呢？从您的读者评价，专家评论来看，赞美表扬居多，偶有批评，对此您觉得什么样的评价是有价值的呢？

饭塚：葛浩文所说的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葛浩文是属于将中国的很多作家作品用很快的速度介绍到国外的翻译家。因此，与原文对比可能有很多有出入的地方。比如省略、缩写等。但是他应该是将中国文学介绍到英语圈做出最高贡献的人。但是专家或者研究者看到他的翻译就会有诸多批判。所以对此他希望能用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他的翻译。这个非常能够理解。我们这里很多时候是同行互相评价的情况居多，这种时候持批评态度去评论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对我来讲，希望更多其他领域的人用完全崭新的角度来阅读中国文学，之后再进行评价或者写书评等，这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实际上也曾有过这样的例子。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研究其他文学的作家、社会学者、新闻记者等，他们在阅读了中国文学以后是如何认为的，如何评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看法。像张老师这样从研究者角度进行翻译学、翻译的分析等研究，在国外也是开始不久，还属于比较新的学科，关于中国文学的翻译还少有人进行研究，我也期待并欢迎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

张：您曾经翻译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余华、闫连科、苏童、毕飞宇、铁凝、王安忆、韩冬等，哪部作品是您个人比较喜欢，觉得最与个人的价值观、美学意识相契合的呢？在翻译这些不同作家作品时，您是否有特别注意这些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处理呢？如果有，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饭塚：我想应该是余华吧。一是翻译他的作品非常多，另一方面他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也是与我心意相同的作家。只不过余华的有些作品，我还是有一些距离感，并没有翻译。比如初期作品中有相当暴力、残酷的内容。这些内容与日本人的普遍的美意识或者说感性上有一些不符，所以没有翻译出来，除去这些作品，我还是最喜欢余华的作品。

张：一般认为译者的翻译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是受到所处不同时代主流翻译思想的影响，有时是译者本身随着对翻译认识的提高而不断修正，从而导致译者不同时期翻译风格上的差异。您从翻译初期到现在是否有一些翻译思想的变化？

饭塚：原来我比较重视日语的自然流畅度，基本属于意译居多。但当我参与《现代中国小说》的编委会后，受到老师重视原文理念的影响，也逐渐磨练翻译技巧，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追求日语的自然流畅的译法是我现在主要的翻译思想。

张：翻译的目的性主要表现在原文的目的性、发起人的目的性、赞助人的目的性以及译者的目的性。而所有的目的的实现最终都有赖于接受者的接受效果。您在出版译作时是否有来自于出版社的修改要求？这些要求大都有哪些类别？比如语言润色、意识形态影响、预设读者接受程度的影响等。是否有与这些相关人的目的不一致的时候？如果有，倾向于如何处理呢？

饭塚：关于内容方面的修改基本上是没有的。最苦恼的还是小说题目的翻译。比如《碧奴》翻译成日文版时也是《碧奴》，但《推拿》翻译成日语时就变成了『ブランインドマッサージ』，为什么这样翻呢？主要是如果只翻译成「マッサージ」的话，有些无趣。但如果用日语中的汉字加上“盲人”两字的话，又觉得不够时髦。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城市，所以最后决定用英语的和音来确定了最后的题目。再比如《活着》的日文版名称是『活きる』、日语中表达活着经常用「生きる」，但在这里我活用了「活」这个汉字，同时也与原作有呼应之感，所以最后选择使用了「活きる」这一单词。《大浴女》使用了原作的名称，但为了更好理解，加了一个副标题「水浴する女たち」。像这样，相关题目的标题，出版社有时会提供一些意见。比如原来的题目不够潇洒，土味十足等，为了宣传的目的，有时会让我考虑一下。

张：在选择文学作品时，译者本身是否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目的？比如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林纾、严复、周作人、周树人、苏曼殊等，他们在选择书目时都有着明显的目的性，呼吁国人发奋图强，启智明心等。但这些限于弱势文化群体在引进强势文化群体时经常存在的现象。而对于位于相对优势文化圈的您来说，在选择中国现代作品时，是抱着什么想法来进行翻译创作的呢？

饭塚：我并没有考虑过优势文化、弱势文化这些。如果说中国是弱势文化的话，日本其实也是弱势文化的。放眼世界，从诺贝尔文学奖来看就可以知道。日本也就只有两人获奖，中国有一人，而韩国没有人获奖。在世界文学的领域里，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属于弱势群体。我只是希望能够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的存在方式、还有艺术上的一些作品等。

张：中国有学者研究过毕飞宇和苏童作品风格的异同，提到“（1）在意义表达和词汇丰富度上，苏童要高于毕飞宇（2）在语气强烈度和叙事性上，苏童远高于毕飞宇，苏童的作品运用了大量的自由式直接引语，即省略了引导标点符号或者引导句的直接引语，是标点符号的‘陌生化’。”您在翻译这两位作家作品时，是否感到有差异，在翻译手法上有没有特别区别和注意的地方？同时，译文的节奏感也是影响读者接受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请问您是否为了保持译文的节奏感在标点、词汇的选择等方面非常注重？或是除此之外，还在哪些地方进行了特别的处理？

饭塚：标点符号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处理。因为如果是照原文翻译的话，一部分内容非常不好理解，所以我基本上采取用逗号隔开的方式进行翻译。当然不同译者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原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教授基本上是完全按照鲁迅的句读进行翻译的。再回到刚才的问题，你提到的苏童和毕飞宇的风格特色问题。我感觉两位作家也是属于不同风格的作家。实际见面的感觉也是这样。苏童似乎要内向一些，而毕飞宇要外向一些，我想这种风格也多少会体现在作品中。我在翻译他们的作品时，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是，苏童的作品有一种湿意，潮潮的感觉；而毕飞宇的文章是干燥的、爽朗的。

其次说到节奏感，最需要注意的应该是句末的处理方法。如果翻译的不好，句末就会是「した」、「した」的连用，使文章整体显得非常单调平板，缺乏韵律。所以日语当中文末的表达方式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代名词的译法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第三人称尽量不要过多使用，能够隐藏就隐藏起来。因为日语中原本在日常会话中是不说第三人称的。如果文章中过多出现，那么翻译腔就非常明显了。除了第三人称以外，还有第一人称也是如此。

张：确实如此。您在翻译余华《活着》这部作品时，老师您有时就删掉了原文中的部分句子中的“我”，但也保留了一些，在维持了原文的排比的节奏以外，确保了日文的流畅自然性。

饭塚：是这样。还有比喻表现也是这样。因为原文中有很多比喻表现，如果直译的话，就会是「～ように」、「～ように」，这样一来就太过单调，需要好好想一下才行。我的做法基本上是确保日语的自然性来翻译的。但因为有些比喻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也会对这部分表达灵活运用。并非所以都用日语本身固有的比喻表达来置换。那样的话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明明是中国的情节，怎么到处都是日语的表达呢。

最后想提到的一点就是主语的省略，还有汉语词的减少等地方吧。

张：原语作品中涉及的风俗、礼仪、典故、音乐、美术等，以及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各种制度、甚至是日常生活的点滴，如目标语对应缺失，您一般如何处理？

飯塚：因为日本读者大都了解中国的古典，所以英译本中需要的一些注解等在日译本中就不太必要了。举《推拿》的例子来说，《琵琶行》中的“半抱琵琶”该如何理解？也许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中国人可能也不好想象，对于普通的日本读者来说了解这种意境也是比较困难的。小说中的原文是“它能每一样东西都处在半抱琵琶的状态之中”，如果直译的话，会很难理解。因此我将这种意境和语义直接翻译到句子中，即「白居易の詩に詠われた美女のような恥じらいを感じさせる」而并没有加上注释。原来还想过「琵琶を抱える」这种译法。但还是加上了“白居易”这个解释，因为提起白居易，日本人都了解。在具体提到白居易诗中的美女弹奏琵琶的样子，相信日本读者从以往的经验中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所以定稿中用了这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一般需要加注释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既能表达出原义，又能使读者想象出其氛围的方法是我比较赞成的。

张：您是否认为作家和译者同性别在翻译作品时更有利？

飯塚：我翻译过铁凝的书，王安忆的书，基本上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或阻碍。我觉得女性作家的作品翻译起来一样是很顺利，男性来翻译女性作家作品没有任何问题。比如日本男性作家在很多作品中运用女性的视角来叙述故事的。尤其是我高中时特别喜欢的作家太宰治。他的《斜阳》就是从女性角度描写的。所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尤其喜欢太宰治的女性词汇，也因为有这样的读书经验，所以在后来翻译女性作品时自认完全可以胜任。那么女性用语到底如何更好地翻译，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学术上还有专门的研究领域。比如说女性用语也存在一个历史变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反映了古老的价值观。只是在翻译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和实际的女性形象还是有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的词汇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也是不同的。但是「わよ」、「でしょう」等这种语尾表达又涉及到日语的性别语问题，所以还需要做一个“分拣”工作。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年轻女性使用男性用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翻译，具体还是要看小说。比如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在翻译时出现了现在的词汇，那么确实会让读者觉得很混乱，变得有些分裂，土不土洋不洋的感觉了。所以小说背景的不同，需要考虑到词汇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