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篇文章选自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世界汉学通讯》(2020年3月30日 第一期)。
《世界汉学通讯》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关注并分析国内外汉学与文化发展、就世界文化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文化热点展开讨论,对民心相通背景下的国际格局及国家治理相关话题展开深度分析,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关于中国的两种叙述
作者:【丹麦】曹伯义
“你们外国人都太着急了,所以叫不醒我们,没法让我们走上一条新道路。未来你们做得到,但你们会后悔。一旦我们觉醒,开始上路,走的会比你们想的更快、更远,而且还要远得多”。[1]
1865年,清朝满族政治家文祥[2]对一位来访的西方人如是说。距彼五十年前,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有,面积最辽阔的国家。而1865年,中国刚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北京颐和园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四个欧洲大国与日本一道,开始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那时中国情况并不乐观。
今天,中国发展步伐之快、程度之深,可能远远超出西方世界所愿。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中国都是一个大国,发出巨大声音,不断向前发展。无论世界如何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占据世界19%人口的中国人民,正发出与之相应的声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创新和社会发展将在未来有所放缓。
也许现在的中国,就是文祥所设想的未来某个时候的中国。
改革开放政策
1978年,当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时,邓小平曾说,到200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四倍。一些国外观察家笑了笑,认为中国这样落后的一个国家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到2000年,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八倍。
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有利,也受到外国公司欢迎。中国市场巨大,外国公司获利颇丰,中国公司也是如此。
历经漫长谈判,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些观察家没料到中国会同意美国和欧盟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非常苛刻。2001年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商贸活动迅速增长。每个国家都从贸易全球化中获益,这已成为全球共识。
2008年,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冲击,但美国和欧盟经济所受冲击最大。随后十年中,西方大多数经济体增长陷入停滞,而中国经济增长了近四倍。
2001年后,美国将国际政治重心放在中东。2011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启动“重返亚洲”[3]战略,目的是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但2010年后,中西方之间的贸易、商业和文化联系继续发展和增长。
2017年后
2016年11月,美国选举出一位新总统,其政治议程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全球化时代,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不欢迎这个消息。2017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就职。当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演讲强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需要国际合作,在国际上广受好评。[4]
2017年距今仅仅是三年之前。从那时起,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世界的理解变了,对中国有了新认知,对世界和中国的描述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5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行,与会各方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美国现已退出。美国还退出了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削弱了北约与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合作。根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第232条,美国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相关条款允许总统对“威胁国家安全”的进口产品采取行动。[5]
美国对与伊朗做贸易的欧洲公司执行域外法,反对欧盟与俄罗斯的“北溪2号“能源项目,并呼吁加拿大逮捕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加大了对中国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等地部分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主张上述地区脱离中国独立。因此,这种行为对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中国边界提出了挑战。人们应该记住,在清朝最后70年中,中国损失了约15 %的领土,主要是被俄罗斯侵占。尽管在1911-1949年的动荡时期中,中国中央政府并未对外围地区(包括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有效管理,但这两个地区仍是当今中国的一部分。在中国,人们不希望国土继续减少。
202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伦敦会见了英国政府成员,并表示:“虽然我们仍须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但世界各地依旧存在各种挑战,而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6] 。该声明很好地总结了美国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认知。
欧洲
过去25年中,与中国的商贸合作对欧洲经济至关重要。对于欧洲来说,军事安全也极为关键。1949年以来,美国一直向欧洲提供安全保证。对于商贸合作和军事安全,欧洲两样都想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早在2019年就表示,各国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队[7]。2018年以来,美国一直向欧洲施压,要求其选边站队,特别是在是否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采购5G设备问题上。
这是对欧洲的挑战。未来许多年,欧洲都找不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保证,欧洲企业和消费者也找不到替代中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其他选择。欧洲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航行,并以欧洲能做到的最佳方式增进自身利益。
中国的政策
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多少变化?为什么美国对中国有了新观点?美国主要有两个论调来说明中国如何变得更具侵略性:一是中国放弃了邓小平1990年制定的 “韬光养晦”[8]的国际政策,转而采取更加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通过“国家支持”政策,中国在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已经变得过于强大。
首先,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延续性。此外,中国经济发展异常迅速。邓小平制定24字外交战略时,中国经济规模仅相当于欧洲中型国家。到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无法掩盖其经济规模,保持“韬光养晦”政策,转而站出来承担国际责任。2013年,中国从反应式外交[9]转为主动式外交[10],并从“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11]。
这种转变始于2000年代初,当时中国著名外交政策专家郑必坚[12]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13]概念,后更名为“中国和平发展”[14]。
2012年后,中国启动了几个新的经济计划,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15]。但是,这些经济计划都是先前政策的延续,而这些政策都是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做出的。
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两个例子
从2014年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启动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16],在新疆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过去15年中,中国因恐怖主义丧生的人数是欧洲的1.5倍。在欧洲,许多国家采取大规模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中国采取的政策则是脱贫、教育和创造新就业机会。
在众多美国基金会支持下,目的众多的流亡维吾尔族组织发起了一场运动,声称中国政府囚禁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摧毁了维吾尔族文化。当然,中国政府在开展相关行动时的敏感度有多高,这是一个公平、开放的问题。但事实是,所谓营地中关押了100万人[17]的论调,无法通过卫星照片或其他方式予以核实。重要的是,没有人在营地中丧生。过去15年的新疆恐怖主义活动,被视为过去25年中更大的中东危机中的一部分。与中东地区相比,新疆没有难民,也无人丧生,这令世人瞩目。
另一个例子是西方声称中国缺乏人权。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衣、食、住、行、工作、教育、医疗保健、人身安全、私有产权和财权、宗教、民族、种族和性别方面的人权得分较高。2017年中国贫困率为3.1%[18],与之相比美国贫困率为11.8 %[19]。
200多年前,欧洲有大不敬(lèse-majesté)罪,其含义是公开演讲和写文章反对统治者和统治精英阶级是一种犯罪。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经常被拿来与之对比。尽管如此,许多实际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中国都能得到充分的公开辩论,其程度完全可与欧洲正常情况相比。
西方观点关注的民主政治制度问题——一人一票从不同政治派别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这在中国国家层面上并不存在。在中国,引入这样一个系统并依旧保持稳定是一个挑战。仅仅从理论上引入这种系统,很可能对许多中国人并无吸引力。截至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过一种可操作的模型,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施一人一票选举。
但是,以上这两个例子就是欧洲人和中国人意见分歧的原因。
如今,中国正以文祥所预测的速度和力量迅速发展,中国也一如既往的面临许多国内挑战,当前中国成功抗击新冠疫情就是一个例子。
仅仅因为中国人口多、经济强,有决心继续改善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条件,美国就与中国进行斗争,这种政策是不可行的。
注释
[1]《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俄国与中国》,第二卷,1582-1949年间的中国。屈莱果(Donald W. Treadgold),1973年于剑桥。
[2] 瓜尔佳·文祥,Wen Xiang(1818-1876)
[3]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外交政策》,2011年10月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http://www.china.org.cn/node_7247529/content_40569136.htm
[5]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STATUTE-76/pdf/STATUTE-76-Pg872.pdf
[6] 蓬佩奥先生声称,美国并非对某一公司感到担忧,而是担忧中国体系。“当你允许你的公民信息或国家安全信息,通过一个中国政府能依法获取(这些信息)的网络时,这会产生风险“,他说,” 虽然我们仍须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但世界各地依旧存在各种挑战,而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纽约时报》,2020年1月30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30/world/europe/pompeo-uk-china-huawei.html
[7] 实际上,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所有美国的亚洲盟友,以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众多友国和伙伴国,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各国都希望中美能处理好分歧,希望与中美都是朋友。他们希望在与中国提高商业联系的同时,维护好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系。香格里拉对话:李显龙,为何中美必须避免冲突。《海峡时报》,新加坡。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why-us-and-china-must-avoid-path-of-conflict-pm-lee
[8] 邓小平24字外交政策“冷静观察 (Observe calmly), 稳住阵脚 (Keep stability),沉着应付 (Don’t overreact),韬光养晦 (Keep a low profile),善于守拙 (Be careful),决不当头 (Don’t take the lead) ”。 随后又增加了“有所作为”(Make a difference)。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0/28/18618908_0.shtml
[9] 反应式外交(Responsive diplomacy)
[10] 主动式外交(Proactive diplomacy)
[11] 奋发有为(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12]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实现大国地位,《外交》,2005年10月,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lm55-ms-final.pdf
[13] 中国和平崛起(China’s peaceful rise)
[14] 中国和平发展(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15] http://english.www.gov.cn/2016special/madeinchina2025/
[16] 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Strike Hard Campaign)
[17] https://thegrayzone.com/tag/adrian-zenz/
[18] World Bank data.
[19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9/demo/p60-266.html
本文作者
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丹麦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聘顾问。曹伯义先生于1976年获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学位,于1978年获东亚研究所学士学位。1979到1980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进行中国现代语言研究。曾任丹麦驻中国大使馆经济贸易处参赞,丹麦外交部贸易委员会出口部主任,部长顾问,丹麦驻中国上海总领馆总领事、丹麦驻中国上海总领馆总领事,丹麦外交部贸易委员会中国处主任,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前院长,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40余年,其中20多年常驻中国。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理事,2015年由于服务中丹商务贸易关系超过35年贡献卓越而被丹麦商会授予商界人物终身成就奖。2019年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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