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奥涅金》，多少人读过那句“老天爷把习惯赐给我们，让它来给幸福做个替身”；或者为达吉雅娜怦然心动过：达吉雅娜瞧着，视而不见，她厌倦上流社会的纷乱；她在这儿气闷……通过幻想，她正奔向田野，奔向家乡，奔向穷苦庄稼人的身边，那远离尘嚣的僻静角落，流淌着一条清亮的小河……

这些文字，都是在智量先生人生绝苦之境写下的。他在山里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劳作时想着念着他的普希金，夜晚回到屋里，记在各种碎纸片上，报纸边、香烟壳，凡能写字的都是他的笔记本。不过即便是播种、夯土这样的劳作，王智量也能找到独属于他的快乐：“我一边在那踩，一边心里就想到那个诗的韵律，这样一天下来劳动也不累，诗还翻译得很好。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王智量找不到记录的纸张，只能将白天想了一天的译文写在空白的报纸边上。几年后回到上海，正是这样一堆看起来犹如“废品”一般的草纸，组成了他第一版《叶普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初稿。

看着王智量老先生回忆这些往事时流露出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不少网友感叹：“从来没见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文艺工作者，能在回忆那段时光时那么开心，能将苦难转化成快乐，老先生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让王智量翻译之路受到阻碍，笑谈往日艰辛事，那乐观的笑声更让人心疼和感动。1958年，《奥涅金》刚翻译到第二章，他被划为“右派”，单位里长期贴着一张大字报：他躺在棺材内，棺盖上还压了一本《奥涅金》。

1960年，他戴着“右派”帽子来到上海，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书和一包碎纸片。回忆自己回到上海前的那些细节。分明是深切到无法释怀的痛与泪，他却笑着说: 在乡下很难买到纸，报纸边上那个白的没有字的，我都撕下来，把我白天想了一天的晚上写下来。几年以后我回到上海，我的哥哥一看我的行李，怎么有一个口袋，还有这上海人叫乌草纸，很粗糙的纸，这么一袋，这么乱七八糟的纸，但是就是我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的全部初稿。

从某种程度说，是普希金在智量先生最困顿的时候“渡”了他。因为生存的情热，都由于翻译“奥涅金”而燃烧着。这样咀嚼着人生苦难、却为精神光亮引领的翻译，是真正“生命的翻译”。所以，在今天看来，智量先生译本的质量，有着苦难淬炼文字的保证。

回到上海，王智量和两个孩子还有父母住进了兄长安置的屋子。最艰难的时候，他在街道小厂搬运钢板、在黄浦江边扛木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重体力的收入一块四。

有时还靠兄嫂接济和典卖家当熬日子，或从菜场拾菜皮、买碎米充饥。孩子太小不懂事，粗陋的饭菜一端上桌就被他们一顿狼吞虎咽地吃完，王智量和父母常常相视一笑，而后就这样饿了一夜。

但他仍然每天早起晚睡，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初稿完成后，为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领略普希金的魅力，他总是琢磨着如何将原诗的节奏韵律更好地传达出来，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十遍。

命运就是那样，总会叫幸与不幸、希望与苦难紧紧捆绑。就像多年沉浮后，智量先生在墙上挂的那句屠格涅夫的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笔名“智量”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是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其中有句话，“操劳的白昼固然美好，黑暗的来临也很美妙！”那何尝不是王智量的写照。

春回大地。1978年，经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努力，王智量破格成为正式教师，那一年他50岁。1979年，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从北大老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变成做体力活的工人后，已去20年，王智量重新走上大学讲台，讲俄国文学，讲《奥涅金》，并用充满激情的俄文朗读。

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会青年。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窗外大雨滂沱，整整一分钟，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痛，是文学作品当中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穿越痛苦的方法，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理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倒也不必，始终将痛拒之于门外。唯一要做的，是不要忘记给自己点燃一盏名叫希望的灯火。就像普希金在诗中写道的，‘灾难的姐妹，希望，永远会唤醒，勇气和欢乐。’”

生活的万般清苦从未让他觉得难过，翻译是不求回报的，译者毅者，每一个译者都是用毅力解读每一个文字，只为了自己的追求和责任。为每一位译者鼓掌，希望每一位文字工作者都能保持初心，努力前行。

（资讯来源：俄语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