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现实是什么关系,又如何与现实互动?中国作家梁鸿深入观察与写作河南乡村,卢森堡作家汤姆·尼斯(Tom Nisse)为欧洲难民潮作诗,葡萄牙作家安娜·费洛蒙娜·阿马拉尔(Ana Filomena Amaral)则以历史材料为写作素材。5月26日,三位作家相聚北京中信书店启皓店,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对谈现场 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梁鸿:自然而然地书写“更迫切的现实”
三位作家都认为,创作者的现实经验,是文学创作的素材、灵感来源之一。“无时无刻不在创作”的安娜说,即使不拿笔,她也不停地在脑海中思考、探索这个世界。“就像现在你们坐在我面前,这幅美丽的画卷就是我创作的基础。”她对观众说。
现实经验既有最切近自身的生活经验,也有包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大环境,两者密不可分,如梁鸿所说,拿起笔时,自然是从自己最根本的生命经历写起,渐渐进入记忆、童年、故乡,这些关于自身的书写,同时也包括历史,“你的童年、你的故乡和你的生活里面一定包含着你生活久远的历史。”来源于现实的文学,又进一步超越现实。
梁鸿认为,内心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现实经过内心的转化、消化,会发生“多种变形”,再呈现于文学中。即使是非虚构作品,也并非与现实对等,原因同样是写作者内心的转化。每个写作者看到的社会场景一样,但书写必定不一样,这与写作者的“原点”有关,即自己的知识、经验、生命起点。
另一方面,每个写作者心中都有多个现实,而选择书写哪一个现实则因人而异。梁鸿曾在采访中提及,写作“梁庄”非虚构系列之前,她因为觉得大学教书生活太脱离现实,于是回到老家。事实上,大学教书、老家生活,都是梁鸿的现实。“但是在某一个刹那,可能这一个现实没有另外一个现实迫切,所以我就回到了老家。”梁鸿觉得,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与乡村“直接相关联”,因此自然而然地要书写乡村。
对于汤姆·尼斯(Tom Nisse)而言,文学作品能够影射现实,进而拥有改变世界,尤其是改善世界消极面的力量。生活在欧洲的他目睹逃往欧洲的难民“远离家乡,东躲西藏”,感慨于难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于是以难民的经历为素材创作诗歌集,在各种公共场合诵读,以期有所改变。
而对安娜·费洛蒙娜·阿马拉尔(Ana Filomena Amaral)来说,文学的“超越”还存在于创作结束、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之时。安娜喜欢在亚马逊上看读者的书评,她把读者的反馈视为一种“再创作”,因为一千个读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有一千种不同的解读,有时她看到书评会想,“这真的是我写的那本书吗?”“你的感受是唯一的,我们对艺术都有不同的理解。”安娜说。
文学承载现实,培育现实
基于现实创作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影响着现实,文学与现实是互相交织的关系。安娜视文学为“当今社会最好的反映生命需求的途径”,今天的文学反映环境污染、人权问题、性别不平等,这些是亟待改变的现实;文学又不断展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带给人类希望。
梁鸿看重文学的“培育”功能。这里的“培育”并不针对真善美等优良品质,而是更广泛的心灵体验,对人性、社会更丰富的认知。这种功能可以用“泛道德”来解释——在真实生活中,我们被概念、规则约束;但在文学中,我们可以冲破日常现实的束缚,感受到“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们的人性、社会如此复杂多向,原来那么多的话语已经覆盖了我们的心灵”。优秀的文学作品能“打开”心灵,既打开现实,也打开心灵深处那些或光明或黑暗的角落。
汤姆·尼斯珍惜文学中与内心紧密联系的共鸣。他曾在布鲁塞尔目击一个两岁的难民小女孩被警察用枪击中头部,当场身亡。他意识到,这样的不公可能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他为女孩作诗《一条鲜活的生命》,并在诗歌节上朗读。一位女士听完朗诵,握着汤姆的手,流着泪表示感谢。热爱诗歌、以诗歌表达自由的汤姆还强调了自由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自由,那就没有人是自由的。”(If in a society not everyone is free, nobody is free)他说。
梁鸿:羞于谈自我是中国人情感结构的“缺陷”和“伟大”
在问答环节,有观众对文学的功能感到困惑——文学的功能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达,还是启迪社会?
曾当过25年历史老师、育有三个孩子的安娜认为,比起自我满足、自我提炼,文学创作更多是把内心的想法传递给想要听的人。她写作时,总是尽量以忘我、无我的状态,将所见所得与读者分享。
梁鸿则认为,书写自我的文学创作,一定也包含社会性。家在乡村的梁鸿,尽力去看到、听到、感受到家乡的每一个人,如此看来,所谓的“现实”似乎很小,仅仅是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另一方面,乡村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又是最具象征性和现实意义的存在,乡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现实的缩影。因此,这样的文学,是个体、自我的,但同时也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自我一定是跟社会发生关联的”。
在其2017年出版的小说《梁光正的光》里,梁鸿塑造了主人公梁光正这一人物,他在妻子去世之后,想再找一个老婆,却难以启齿,因为自己“还是个父亲”。梁鸿希望借这样一个既黑暗又伟大的个体形象,反映中国人复杂矛盾的家庭观:每个人都在牺牲,每个人都在妥协,但每个人都不幸福,“因为每个人都不敢大声说我想确认自己的幸福,当你说到你自己的时候都觉得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这是中国人情感结构里最大的缺陷,但我也觉得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地方。”
因此,文学的功能更自我还是更社会?梁鸿的答案是“不要纠结”,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自我表达也是社会面向的一部分。同样,作家也不必纠结写自我的故事,还是所谓历史、现实的故事,因为“文学书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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