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现实是什么关系，又如何与现实互动？中国作家梁鸿深入观察与写作河南乡村，卢森堡作家汤姆·尼斯（Tom Nisse）为欧洲难民潮作诗，葡萄牙作家安娜·费洛蒙娜·阿马拉尔（Ana Filomena Amaral）则以历史材料为写作素材。5月26日，三位作家相聚北京中信书店启皓店，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对谈现场 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梁鸿：自然而然地书写“更迫切的现实”

三位作家都认为，创作者的现实经验，是文学创作的素材、灵感来源之一。“无时无刻不在创作”的安娜说，即使不拿笔，她也不停地在脑海中思考、探索这个世界。“就像现在你们坐在我面前，这幅美丽的画卷就是我创作的基础。”她对观众说。

现实经验既有最切近自身的生活经验，也有包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大环境，两者密不可分，如梁鸿所说，拿起笔时，自然是从自己最根本的生命经历写起，渐渐进入记忆、童年、故乡，这些关于自身的书写，同时也包括历史，“你的童年、你的故乡和你的生活里面一定包含着你生活久远的历史。”来源于现实的文学，又进一步超越现实。

梁鸿认为，内心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现实经过内心的转化、消化，会发生“多种变形”，再呈现于文学中。即使是非虚构作品，也并非与现实对等，原因同样是写作者内心的转化。每个写作者看到的社会场景一样，但书写必定不一样，这与写作者的“原点”有关，即自己的知识、经验、生命起点。

另一方面，每个写作者心中都有多个现实，而选择书写哪一个现实则因人而异。梁鸿曾在采访中提及，写作“梁庄”非虚构系列之前，她因为觉得大学教书生活太脱离现实，于是回到老家。事实上，大学教书、老家生活，都是梁鸿的现实。“但是在某一个刹那，可能这一个现实没有另外一个现实迫切，所以我就回到了老家。”梁鸿觉得，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与乡村“直接相关联”，因此自然而然地要书写乡村。

对于汤姆·尼斯（Tom Nisse）而言，文学作品能够影射现实，进而拥有改变世界，尤其是改善世界消极面的力量。生活在欧洲的他目睹逃往欧洲的难民“远离家乡，东躲西藏”，感慨于难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于是以难民的经历为素材创作诗歌集，在各种公共场合诵读，以期有所改变。

而对安娜·费洛蒙娜·阿马拉尔（Ana Filomena Amaral）来说，文学的“超越”还存在于创作结束、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之时。安娜喜欢在亚马逊上看读者的书评，她把读者的反馈视为一种“再创作”，因为一千个读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有一千种不同的解读，有时她看到书评会想，“这真的是我写的那本书吗？”“你的感受是唯一的，我们对艺术都有不同的理解。”安娜说。

文学承载现实，培育现实

基于现实创作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影响着现实，文学与现实是互相交织的关系。安娜视文学为“当今社会最好的反映生命需求的途径”，今天的文学反映环境污染、人权问题、性别不平等，这些是亟待改变的现实；文学又不断展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带给人类希望。

梁鸿看重文学的“培育”功能。这里的“培育”并不针对真善美等优良品质，而是更广泛的心灵体验，对人性、社会更丰富的认知。这种功能可以用“泛道德”来解释——在真实生活中，我们被概念、规则约束；但在文学中，我们可以冲破日常现实的束缚，感受到“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们的人性、社会如此复杂多向，原来那么多的话语已经覆盖了我们的心灵”。优秀的文学作品能“打开”心灵，既打开现实，也打开心灵深处那些或光明或黑暗的角落。

汤姆·尼斯珍惜文学中与内心紧密联系的共鸣。他曾在布鲁塞尔目击一个两岁的难民小女孩被警察用枪击中头部，当场身亡。他意识到，这样的不公可能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他为女孩作诗《一条鲜活的生命》，并在诗歌节上朗读。一位女士听完朗诵，握着汤姆的手，流着泪表示感谢。热爱诗歌、以诗歌表达自由的汤姆还强调了自由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自由，那就没有人是自由的。”（If in a society not everyone is free, nobody is free）他说。

梁鸿：羞于谈自我是中国人情感结构的“缺陷”和“伟大”

在问答环节，有观众对文学的功能感到困惑——文学的功能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达，还是启迪社会？

曾当过25年历史老师、育有三个孩子的安娜认为，比起自我满足、自我提炼，文学创作更多是把内心的想法传递给想要听的人。她写作时，总是尽量以忘我、无我的状态，将所见所得与读者分享。

梁鸿则认为，书写自我的文学创作，一定也包含社会性。家在乡村的梁鸿，尽力去看到、听到、感受到家乡的每一个人，如此看来，所谓的“现实”似乎很小，仅仅是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另一方面，乡村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又是最具象征性和现实意义的存在，乡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现实的缩影。因此，这样的文学，是个体、自我的，但同时也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自我一定是跟社会发生关联的”。

在其2017年出版的小说《梁光正的光》里，梁鸿塑造了主人公梁光正这一人物，他在妻子去世之后，想再找一个老婆，却难以启齿，因为自己“还是个父亲”。梁鸿希望借这样一个既黑暗又伟大的个体形象，反映中国人复杂矛盾的家庭观：每个人都在牺牲，每个人都在妥协，但每个人都不幸福，“因为每个人都不敢大声说我想确认自己的幸福，当你说到你自己的时候都觉得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这是中国人情感结构里最大的缺陷，但我也觉得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地方。”

因此，文学的功能更自我还是更社会？梁鸿的答案是“不要纠结”，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自我表达也是社会面向的一部分。同样，作家也不必纠结写自我的故事，还是所谓历史、现实的故事，因为“文学书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