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家”，似乎没有定论。传统上讲，德高望重的年长之人，他们受到了别人的尊重，得到了身份上的认同，便理所应当以“家”自居。然而悉数历史，21岁的岳云百骑破兀术百万雄师，17岁的霍去病受封冠军侯，16岁的康熙灭鳌拜、稳固江山……“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例子屡见不鲜，“小鲜肉”也从来都不是乳臭未干的代名词。文学评论家施战军在谈及“新生代”时谈到：“他们喜爱从自我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前辈经验、也不是从反叛前辈经验出发，他们既富有天真，又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妄念’和姿态性的宣言。”7月6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2018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北京)开班仪式在京举行。来自34个国家、共38名青年汉学家畅谈了自己与中国的故事。

　　30 岁不到当教授，100 年前的“中国情”

　　1988年出生的孔天威，目前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教授，同时他也是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我们致力于把所有哥伦比亚的学者聚集起来，引导他们进行有关中国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把他们的研究结果汇集起来，从而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孔天威介绍道。在他看来，接触中国学术界及中国学者，有助于帮助哥伦比亚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使两国人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孔天威与中国的缘分，起始于他的高祖父的故事。“我的高祖父是瑞士的工程师，革命年代被迫举家移居到上海生活，而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家族的一个传奇。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日子里，他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事情，也看到了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争取民族统一所作出的努力。”这段家族历史也让孔天威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开始接触有关汉语方面的学习，去过杭州，又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

　　2012年，哥伦比亚时任总统桑托斯访问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孔天威完成了他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学业。“桑托斯总统访华是哥伦比亚领导人自1980年和中国建交以来的第四次访问。目前，中国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最重要贸易伙伴，但是很多哥伦比亚政客和商界领袖都对此知之甚少。”在孔天威眼中，中国与哥伦比亚在经济上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哥伦比亚民众却将中国视为非常遥远的国家。成为两国关系的“使者”，也成为了孔天威的梦想。

　　目前，孔天威已经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做了6年的教授和研究员的工作。“回到哥伦比亚工作，主要是为了继续帮助架起两国关系的桥梁。在校内我开设了《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知识经济过渡》《当代中国》等课程。此外，我还公开发表了不少论文，以及为哥伦比亚投资机构做咨询工作”，孔天威说道。

　　我是汉语老师里计算机玩得最溜的

　　马奕男的家乡在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2010年，已经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一年的马奕男，得知家乡开设了孔子学院，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上了学习汉语之路。“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得到了学院和老师们的鼎力支持”，马奕男说道。2011年，他申请到了湖南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便一边攻读专业知识，一边学习汉语。在业余时间，他还会走入乡村，感受中国的乡土人情。

　　两年以后，马奕男成功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五级，并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国际汉语教育专业。虽然离计算机专业渐行渐远，但他似乎依然乐观。马奕男说，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汉语学好、学透。他还参加了很多汉语教学方面的比赛，并获得了好成绩。

　　2016年，马奕男如愿地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博茨瓦纳，成为了一名汉语老师。回望在中国的几年，马奕男依然不改初心：“我刚刚开始做汉语教学方面的工作，未来也会更多地投入到汉语教学研究的工作中。博茨瓦纳的中文老师数量很少，我也将会做好这份工作。”

　　爱喝热水，爱讨价还价，我已经成为了“中国人”

　　来自塞尔维亚的叶子，目前是语言学院的在读博士生。她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龙文化。“塞尔维亚文化中有一种动物很像龙，但是它的象征意义跟中国的龙并不一样。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会很自然地将中国和龙联系到一起，我也希望这项研究能够让塞尔维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叶子表示。

　　在中国读书期间，叶子改变了很多原有的生活习惯。“我的家人经常说我好像变成了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说话很快，早睡早起，喜欢讨价还价。”叶子还非常喜欢书法课：“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我非常喜欢汉字，因为汉字中包含很精深的文化内涵，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表达语义的方式非常巧妙，对于以拼音文字语言为母语的西方人来说非常神奇。”

　　叶子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交好，塞尔维亚人也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块石碑上，赫然记载着两国患难之交的历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延续，塞尔维亚人民也可以加深对于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每一次来到中国，都给予叶子不同的感受。“曾经有一位传教士说过，你不应该问我中国怎么样，因为我已经离开中国三个月了，所以我介绍的可能都是过去式的事情了。”叶子希望，每个人都应该更深刻了解其他的国家和文化，这样有助于求同存异，兼收并蓄。

　　连“ Tiananmen”都念错的孩子，后来成了汉语老师

　　马拉至今还记得初到中国时的尴尬：“在留学之初，语言成为了一大障碍。有一次我打车回学校，上车就告诉出租车司机我要去北京语言大学。当时，我已经在中国学习了一个学期，对于日常交流有一种莫名的自信。然而，出租车司机却没听明白，反复说了五遍之后，司机才恍然大悟，而我也一脸通红。后来，我意识到汉语是注重音调的语言。从那以后，我在每次说汉语时，都会特别注意语音语调。”

　　硕士毕业以后，马拉回到尼泊尔，成为了尼泊尔加德满都孔子学院的一名汉语老师。这些年以来，他一直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教过大学本科生和中小学生汉语，也与中国的尼泊尔专家一起进行关于中尼两国语言教学翻译与研究的工作，并出版了若干本译著。

　　谈到中国给他留下的感受，马拉说：“1995年，年仅10岁的我来到中国，在很多地方留下过足迹。我感受到北京天安门的庄严、欣赏了四川乐山大佛的奇美、看过了上海夜景的绚烂，也因为高原反应受到拉萨医生的悉心照顾……当时，我念错了天安门的英文发音，也感受不到历史古迹中的文化含义，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感受到其中的美好与情谊。长大后，我在中国留学八年，算起来我人生的四分之一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摘扁桃体为我研究中国问题打开一扇窗”

　　苏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他16岁的时候。那时，站在北京天安门的城楼上，他看到对面挂起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横幅，感受到城楼下来来往往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体会到历史文物和摩登建筑相互交融所带来的冲击感。也正因如此，中国给他带来难忘的印象。苏大卫说：“从那个夏天起，我开始对中国文化、语言、历史、政治，以及环境文化进行学习和研究，我发现这个历史大国荣耀‘回归’了!”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苏大卫再次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在这期间，他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一起生活，同时供职于一家北京微金融公司，从而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和现状。

　　对于开始从事有关能源方面的课题研究，苏大卫说：“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受到了雾霾天气的影响，患上了扁桃体炎症。由于经常发作，我只得将扁桃体摘掉。同时，中国有很多新能源企业发展迅速，因此我也看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

　　如今，苏大卫专注于中国环境文化方面的研究，包括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可持续性解决方案。“我希望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历史的状况和现状。这些知识对西方来讲是很重要的，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未来建立更长久的机构间的合作”，苏大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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