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欧敏（Olivia Anna Rovsing Milburn，1976— ），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SNU）汉语教授。她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分别获得汉语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吴越地区的历史研究，并撰写了《吴越之魅：〈越绝书〉译注》(2010)、《凭吊苏吴——古代吴国的文化建构》(2013)、《中国早期和中古期的都市化研究——地名词典中的苏州城》（2015）等专著。米欧敏还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作品《解密》《暗算》和《风声》的英译者，也是中国先秦典籍《晏子春秋》全本的首位英译者。2018年8月21日，米欧敏获得中国新闻出版署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华图书青年成就奖。

　　她是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郎，却偏偏迷上了古代汉语；她是《晏子春秋》全本在西方世界的首位英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外译再添新作；她慧眼识得麦家的小说《解密》，其英译本风靡全球，一举造就了国际出版界的“麦家神话”；她不是中国人，却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聘为汉语教授。她，就是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米欧敏教授。

　　她的“中国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她如何走上了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翻译之路？又如何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功跨界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古今之间、中英之间，她如何切换自如？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有幸采访了这位国际汉学界新秀。

　　熟读红楼识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的？又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汉语作为自己的终生志业？

　　米欧敏：说来话长。还是在少女时期，有一天我碰巧翻阅了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卷。等我读完了曹雪芹的这一杰作，就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英语书籍，这一兴趣爱好也是我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主要原因。1994年，18岁的我进入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女子学院（St. Hilda’s College），开始了汉语本科课程的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求学的不同时期，你修过哪些汉语课程？遇到过哪些著名的汉语教授？他们是如何指导你的汉语学习的？

　　米欧敏：牛津大学本科汉语课程一直都强调古代汉语的重要性，任何想要学习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的学生，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把文言文学好。这为我后来翻译中国典籍和进行汉学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语言基础。

　　因为《红楼梦》的影响，我对明清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开始学习明清文学时，我发现自己不太喜欢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而是更喜欢讲授“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化”课程的那位教授，因为他讲得十分精彩，深受学生爱戴。我很幸运在本科阶段（1994—1998）就遇到了这位很棒的教授——罗伯特·查德（Robert L. Chard）博士。在大三和大四时，我选修了他的“古代汉语”课，成为连续两年选修这门特色课程的唯一一名本科生。让我感动的是，牛津大学仍然为我一个人单独开了这门课程，使我在两年的时间里享受了老师一对一的精心辅导。我跟着老师一块研读了《左传》《史记》《汉书》等中国典籍，收获良多。这让我感到自己在本科阶段的汉语学习十分精彩，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继续攻读汉语专业的更高学位。

　　1998—1999年，我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继续攻读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做起来非常困难，然而，这种艰难的求学经历对我也很受用，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心，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断我的汉学之路。2000—2003年，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求学，师从傅熊（Bernhard Fuehrer）教授，攻读汉语专业的博士学位。傅熊老师为人可亲可爱，指导学生得法有道，同样深受学生爱戴。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我们彼此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职业建议：选择中国的某个地域，刻苦钻研，就像你真正喜欢那里的食物一样，乐此不疲，你就能深入研究下去。傅熊教授的这一治学方法尽管比较感性，但也很明智，远比其他教授的告诫要简单易行。从伦敦大学毕业后，我一直都与傅熊教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联系，我们还会定期互访。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其他人的研究持有非常开放的包容态度，不断挑战自己，去开拓不同领域的科研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开始学习汉语之前，你对中国人的形象有何认识？无论是中国人的新形象，还是历史上的旧形象，你的认知有无变化或自我修正？

　　米欧敏：我不确定自己对中国人的形象有何特定的认知。我非常清楚中国是多么庞大和多元，所以试图认知中国人的形象这一话题似乎没什么意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总是避免去做那些原型思维，因为它们显得过于刻板。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父亲教授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母亲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且我父亲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走了很多路，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我去中国参观过很多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中国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强大和真实。历史上中国人的形象，都是些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中国古代的工匠，男男女女都很优秀，他们制作的艺术品是如此的精妙绝伦，无与伦比。这一现象十分有趣，特别是在看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时，如从河姆渡或良渚遗址发掘出来的艺术品，给人的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①米欧敏著《中国早期和中古期的都市化研究——地名词典中的苏州城》

　　②米欧敏翻译的麦家《暗算》英译本

　　③米欧敏翻译的麦家《解密》英译本

　　④米欧敏翻译的《晏子春秋》英译本

　　翻译晏子显功底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4日，你的英译本《晏子春秋》由欧洲著名出版社——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发行，这也是《晏子春秋》在西方世界的首部全译本。请问你为何对《晏子春秋》情有独钟？你又是从何时开始翻译《晏子春秋》的？用时多久才完成了这一英译本？你如何理解晏子这一历史人物？

　　米欧敏：中国先秦诸子典籍大多已被译成英语，然而，《晏子春秋》因各种原因而未有英语全译本。翻译《晏子春秋》的初衷缘自于我在古代汉语方面的研究历程。我选择《晏子春秋》作为翻译项目，是因为我对晏婴的性格很感兴趣。他是一个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在面对战争、暗杀等极端困境时，他一直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并试图在家国之间寻求平衡，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他在外边做错了事，那么他的家人就会面临危险：这种平衡对他而言并不容易。他犯了很多错误，但他已经尽力了。晏婴经历的这些苦难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翻译《晏子春秋》大约用了一年时间——也许是一年半，这很难说，因为我的翻译时断时续。《晏子春秋》中的一些故事非常个性化，与我们在其他中国古代典籍中读到的内容不大相同。晏婴作为公元前6世纪齐国的历史人物，生平资料较少，并且其真实性也难以考证。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齐国公室式微，姜齐将由田齐政权取而代之，在此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晏婴接任父亲晏弱的职务，出任齐国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50多年，以其政治远见的卓越、外交手段的灵活以及勤恳节俭、作风朴实的为人，为齐国的内政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晏子的聪明机智和能言善辩，史上留名。

　　在我比较喜欢的《晏子春秋》的故事里，晏子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智慧之举，他一直在挑战中国古代已有的行为方式，也一直挑战一些人的先入之见。晏子还会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另外，我对晏婴谈及的爱情和婚姻故事也比较感兴趣。爱情和婚姻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却是多数中国古代哲学家考虑不足的事情。例如，我们对孔子的妻子了解多少？对庄子的妻子了解多少？这些女性对自己丈夫思想的形成可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她们的这些记载都已失传不见。但是，在《晏子春秋》215篇的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中，就谈及了晏婴与妻子的关系，还涉及晏婴本人关于爱与性、结婚与离婚的个人看法。晏子在故事中讲述了他自己是多么疼爱和信任自己的妻子，表明妻子对自己的生活是多么重要，有些故事还通过妻子的实践体现了晏子的相关思想。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晏子为什么能够以其特有的方式来谈论婚姻的重要性，为现代人深入了解早期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难得的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你曾收集过很多关于《晏子春秋》的评论和学术著作，请简单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米欧敏：我参考的关键文献是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1977），该书在文本梳理方面很是精彩，但在文本含义的解释方面，它的参考价值却没那么大。王更生的《晏子春秋研究》（1976）对我理解《晏子春秋》也特别有用，它有助于我深入了解文本的含义，但他的文本有时候显得十分古怪。本来，《晏子春秋研究》的文本是按主题排列的，这有助于读者理解编者的编排意愿，而王更生在很多地方对文本做了改动，却没有给读者作出必要的解释与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你所搜集到的《晏子春秋》早期英语译文，这些译文与你的翻译与研究有何相关性？

　　米欧敏：在我的《晏子春秋》英译本完成之前，西方还没有一本完整的《晏子春秋》英语全译本。我之前所搜集到的《晏子春秋》的英译材料也多是节选译文，十分零散，这些英语译文对我翻译《晏子春秋》全书的帮助不是很大。后来，在我动手翻译《晏子春秋》时，就没有再过多地去参考这些译文，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受到它们的负面影响。

　　但《晏子春秋》的现代白话文译本对我帮助很大，这个译本就是王更生的《晏子春秋今注今译》（1987）。另外，《晏子春秋》里的一些故事也曾被译成了德语，据说艾施文·冯·利佩（Aschwin von Lippe）曾在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完成一个德语的全译本，但是，他的这个全译本最终也没有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翻译《晏子春秋》时，你采用了怎样的翻译模式？

　　米欧敏：准确来说，我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翻译模式可言。因为翻译《晏子春秋》这样的中国典籍，其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一般都由典籍本身的内容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译者对书中理解的具体内容及深度决定的。我对《晏子春秋》这一典籍与其他出土文献的内容（以及未经证实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与足够的好奇。这种爱好与兴趣改变了我研读中国典籍的方式。我也做过其他古典汉语文献的翻译，但每次的翻译表达都会有所不同。我认为，译文中的这种不同也是必然之举，因为我们的译文要反映原文本的不同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翻译《晏子春秋》的过程中，你感到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处理的？

　　米欧敏：翻译《晏子春秋》的困难在于文本自身的意义不明，如果原作文本中的某些部分意义不清楚，那么译者理解起来就很困难。另外，《晏子春秋》也没有任何早期的评论可资参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人们过去是如何看待这本书，或者他们是如何解释书中的这些难解段落的。这种情况正好与《论语》截然相反，因为《论语》拥有太多的评论可资参考，以至于译者往往不知究竟该遵循哪条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翻译《晏子春秋》过程中，你得到过哪些朋友的帮助？

　　米欧敏：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工作，有一些文献是自己无法获得的。因此，我就特别需要当时在伦敦工作的助理战蓓蓓的帮助。她现在就职于岳麓书社，致力于中华帝国的婚姻仪式的历史研究；当时我也很需要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卢克·汉布雷顿（Luke Hambleton）的帮助，他可以帮我查找到一些稀有的书籍，这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除此之外，香港浸会大学陈汉文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颜子楠教授对我的研究支持力度也很大。

　　“邂逅”麦家译名扬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晏子春秋》的英语译本，而且还翻译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麦家的代表作品，并在国际出版界形成了一种“麦家现象”。这种古今译作的切换，你是如何做到的？

　　米欧敏：这些都与我自己的汉语研究密不可分。当时我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工作，为了汉语教学的需要，我需要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早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知不多，于是就决定补充一些相关内容。我在翻阅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时，看到了麦家的《暗算》，读后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也很喜欢麦家的文笔，就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后来我就开始关注麦家的其他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翻译过程中，你都采取了哪些翻译策略？

　　米欧敏：我是古代汉语教授，熟读过《春秋》《论语》，在翻译麦家的作品时，觉得小说的语言较好，内容也不难理解，翻译起来感觉也较轻松。我一般都会注意译文与原文保持基本的忠实，多从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思考，注意译文的地道与流畅，在译者、读者、作者之间进行多方思考，灵活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先后把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译成了英文。《解密》英译本出版之后，又被译成30多种文字，并在10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请简要回顾一下当年翻译《解密》时的情景，哪些章节的翻译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米欧敏：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会，在机场候机时，碰巧看到了麦家的《解密》这本小说。因为我爷爷二战期间曾做过情报工作，熟悉密码解码，并与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共事过，所以我对《解密》这一书名就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我负责翻译了《解密》一书的上半部分，我很高兴能够完成书中的一些技术内容的译文，也就是那些谈论工程、密码学、数学等的内容。这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但这也是我要翻译此书的首要原因。这是正确翻译书中技术细节的良机，其中的挑战在于译文必须像汉语原文那样顺畅地嵌入到故事中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你的合译者的情况。

　　米欧敏：与我一起合作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是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ayne），他现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现代汉语。我认识佩恩好多年了，他原是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过的学生。尽管我们是师生关系，但我们的年龄相差不大，属于同龄人。他在重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经工作过好几年。当我第一次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我担心自己的相关学养与知识储备不够，于是就邀请了克里斯托弗和我一起参与翻译。我们现在已经合作翻译了麦家的作品《解密》和《暗算》。我们的合作很愉快，译本的效果也很好。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翻译《解密》时，你是如何理解容金珍这个人物的？

　　米欧敏：《解密》的主人公容金珍，在童年遭受过可怕的伤害，但他为人却非常聪明。作为密码学专家，他的这一职业要求又加剧了已有的童年伤害。他最终疯掉了，这种结局丝毫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他的生活似乎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总要使他的境况变得更坏更糟，才能符合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认为，在任何高度制度化的情况下，这都是一种风险，人们必须学着去适应。容金珍的生活总是那么艰难，但书中的情景似乎并不需要他变得那么糟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谈及译者的作用时，麦家曾说过，“译者是麦家的父母”或“译者是麦家作品的母亲”，对译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你又是如何处理学者和译者这两重身份的？

　　米欧敏：我听过麦家关于译者的这种说法，他也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译者是作者的父母或原作的父母，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每当原作被翻译成新的语言，译者都会为原作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但是，如果原作者没有为译者提供任何可资翻译的内容，那么，译者可做的事情也就不多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把自己看成是隐身的译者。我希望，读者能够忽略我这个译者的存在，我想让译文的读者感觉到他们正在与原作者（麦家）作直接的沟通。同样，在自己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我也不太喜欢使用“我想……”“我要表明……”“我认为……”等过度自我的字眼。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译作时能够自行发现事实真相，他们的阅读感受最好不要受到我这个译者的外在影响。

　　人工翻译胜AI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翻译软件技术比较发达，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也借助了翻译软件？您如何评价目前的机器翻译？

　　米欧敏：机器翻译对于某些类型的文献翻译非常有用，尤其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词汇的翻译比较准确，也容易理解。但目前的机器翻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作用不大，尤其是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更是如此，因为诗歌中有许多历史典故，机器翻译对于文中的引经据典无计可施，望而兴叹。

　　另外，机器翻译对汉语中的头韵现象或其他文体风格也无法做出相应的回应；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人工翻译仍然是无法替代、不可或缺的。我自己对机器翻译的使用仅限于用它检查文中是否遗漏了单词或句行。漏译是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特别是对那些原文中有许多重复字段时更是如此。

　　对于我们的翻译研究而言，计算机数据库的搜索是一种数量十分惊人的可用资源。数据库的使用与开发使得我们某些类型的研究变得非常容易。但这种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某种限制，因为任何数据库的成功搜索，都将取决于研究者对数据库中所要搜索的关键词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最具创意的研究将会超越数据库的这些制约参数的限制。早晚有一天，研究者必须去开发和阅读那些数据库中没有的文献资料。由此看来，在目前的机器翻译与数据库开发中，人工翻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进入汉学界以来，你常来中国进行访学交流吗？你与其他汉学家如何保持联系？

　　米欧敏：为了与汉学界的朋友保持联系，及时跟踪中国学的研究动向，我的做法是每年至少去中国大陆一次，偶尔也会去中国台湾访学。我确实在尽力让自己能够明晓目前汉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但是，我不太喜欢参加会议，主要是通过阅读其著作和文章来与同行保持学术上的必要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在首尔国立大学工作了多少年？都教授哪些课程？目前在研的中国学项目都有哪些？

　　米欧敏：我在首尔国立大学已经工作近10年。我为他们教授一门本科课程“汉英翻译”，还有一门研究生课程，专门讲述中国学研究的西方学术方法，另外还有普通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课程。我目前的主要研究项目是关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历史地位，以及她在当时文献中的记载和之后的文献流传。你可以在首尔国立大学官网查到我的简历，我在简历上罗列了我的研究项目以及其他出版物的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