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Holmes（1988：72）早在1972年就对“社会翻译学”提出了初步构想，但到90年代初才有零星的响应。西方学者从90年代末开始系统建构社会翻译学（Buzelin，2013：186），目前已形成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3个分支（汪宝荣，2017a）。目前社会翻译学研究主要借用了3种社会学理论：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又称“场域理论”），Latour、Callon、Law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Inghilleri，2009；Buzelin，2013）。近20年来，西方学者围绕4个核心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翻译职业、翻译机构、翻译产品国际流通与传播、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分别对应当代社会学4个主要分支即职场或职业社会学、组织机构社会学、文学或文化社会学、科学社会学（Buzelin，2013：191-194）。迄今为止，国内学者译介或述评的主要是西方社会翻译学基本理论、概念及部分研究成果，尚缺乏对其核心研究领域及代表性成果的系统梳理。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初步尝试，并论述西方相关研究成果对国内学者的启示，包括在中国翻译实践语境下有待开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01西方社会翻译学核心研究领域述评

　　1.1 翻译职业

　　目前西方学者探讨的主要是翻译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译者的相对自治或能动性，涉及以下具体问题：翻译是一种使命（vocation）、职业（profession）还是行业（occupation）？如翻译是一门职业，那么它何时、以何种方式被认可？从业者如何自发组建翻译协会？社会个体如何获得一种翻译能力并成为职业译者？职业译者身上是否有一种“译者惯习”（translator’s habitus）？Simeoni（1998）基于Bourdieu的“惯习”概念，提出“译者惯习”假说：译者往往甘心顺从于社会规范，翻译仍是一个高度“他治”的职业和实践场域。基于该理论假说，有关学者开展了实证研究：Sela-Sheffy（2005，2008）发现，以色列译者为获得符号资本和社会声望，积极参与自我推销活动，以便使翻译职业更有吸引力，更被社会认同，从而对Simeoni的假说提出了质疑；Buzelin（2014：86-87）通过对经典英语教科书《营销管理》4种法译本的文本分析发现，一位职业译者规规矩矩地翻译该书，对原文没有释义、删减或增加新内容，一位营销学学者也严格按该书的结构和顺序翻译，从而证实了“译者顺从假说”；Meylaerts（2010）讨论了多语种社会中存在的社会语言冲突如何影响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其自我形象建构；Charlston（2013）、Pasmatzi（2014）指出，选词措辞等译本细节体现了一种试图在目标文化场域中寻求荣耀的译者姿态（translatorial hexis），对Simeoni的假说进一步提出了质疑（参见汪宝荣，2017b）。

　　Katan（2009a：149）对25个国家、地区1000名译者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普遍反映翻译是报酬偏低的“护理职业”，区别只在于译者“护理”的是文本，而不是病患；被调查者都意识到翻译职业自治程度较低，但对本职业都颇为满意，甚至相当满意。Katan（2009b：206）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被调查者不仅对本职业颇为满意，有的还紧贴原文翻译，这种“自愿的顺从”似乎是译者世界的共性；同时，被调查者强烈意识到翻译职业缺乏社会认可，地位较低，但他们很少提及或明显意识到职业自治问题，也几乎不提翻译质量控制、翻译的社会功用、从事职业翻译是否需要理论知识或职业认证等问题，这说明“目前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翻译仍是一种行业，而不是一门发展成熟的职业”。

　　此外，Sela-Sheffy & Shle-singer（2011）合编的论文集《翻译职业中的身份和地位》重点关注译者的社会背景和自我意识以及译者如何为提高本职业的社会地位而斗争。Vorderobermeier（2014）主编的论文集《重绘惯习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位置》对核心概念“惯习”的长处和局限进行了重估反思，对其内涵和应用范围进行了开拓深化（参见汪宝荣，2017c）。

　　1.2 翻译机构

　　Mossop（1990）率先提出的“翻译机构”（translating institutions)指从事或涉及翻译业务的公司、政府机构、报社、教会、法庭、出版社等。最近，Koskinen（2014）又提出“机构翻译”（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这个相关概念，指出“作为监管组织系统的机构的核心功能是管治，因此这些机构在多语种环境中能够且往往设法使翻译发挥其管治功能，也即机构通过翻译进行管治”。涉足该领域的西方学者重点研究翻译机构及其工作环境如何影响翻译实践、翻译质量及译者的能动性，以及翻译机构如何制订内部翻译操作规范等问题。翻译机构研究一般采用田野调查法之一的参与观察法（Buzelin，2013：191）。Inghilleri（2003）对在美国移民法庭为政治避难申请人提供口译服务的译员研究发现，因资历、经验、对口译语境的认识不同，这些译员会采取不同的翻译规范，有的仅为听证会上语言交流的“通道”，有的则成了避难申请人的临时“辩护律师”。Mossop（2006）考察了加拿大政府翻译局内部翻译规范的历史变迁，指出1995年前该局主要为社会政治目的而翻译，1996-2005年间则偏重就业和创收；当翻译不再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而是以盈利为目的，就会出现翻译质量滑坡、粗制滥造等问题。Buzelin（2006）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市3家独立出版社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出版商、经纪人、译者、校订人和赞助人追求的目标各异，他们经过反复协商与交流才确定了编辑方针和译本风格，因此做翻译项目能让他们重新确立或颠覆相互间权力关系。Buzelin强调指出应加强对出版商采取的出版营销策略（如出版选题、如何节约时间和成本、扩大销路）的研究。

　　Koskinen（2008）调查了欧盟委员会芬兰语翻译组的日常工作规程及翻译过程，发现欧盟译者的“象征地位”很高，但其经济地位并不高，且欧盟采用的集体翻译模式使译本发出一种反映机构利益和立场、使译者个性丧失的“机构之声”。Koskinen（2009：93）对在欧盟赫尔辛基办事处工作的几位芬兰语译者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即便在单一机构环境中，译者所处的机构空间和物理空间也会极大改变其自身感受到的地位和工作动机”。Abdallah（2010）对芬兰国内翻译机构和译者的调查结果表明，作为特殊工作环境的翻译生产网络是一个缺乏社会资本的经济结构，对翻译质量和译者能动性产生了负面影响。Dam & Zethsen（2012）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式，对比研究了63位在欧盟工作的丹麦译员和113位在本国工作的丹麦译员对自身职业地位的主观感受，目的是验证其工作假设即在欧盟工作的丹麦译员比在国内工作的丹麦译员享有更高的职业地位，但研究结果显示: 前者不比后者享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和威望。作者最后指出，翻译职业地位较低是这一职业本身固有的。

　　1.3 翻译产品国际流通与传播

　　该领域主要研究翻译图书跨国传播及其参与国际文学文化交流的进程。根据Bourdieu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文学、绘画、戏剧、电影等是人类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文化产品”或“符号产品”，文化生产场域在权力场域内处于“被统治的位置”，但又“相对自治”；其运作法则与经济场域恰好相反，即出版商、评论家、作家、译者等一般会“集体拒绝商业利益和利润”，因此文化产品生产及传播（包括翻译）主要用于“积累符号资本”（Bourdieu，1993：37-38，75）。本领域研究还借用了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Wallerstein的世界系统经济理论、de Swaan的“世界语言系统”概念等。

　　该领域代表性研究有：Gouanvic（1997）考察了美国科幻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突然“降落”在法国文学场域，发现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进入法国后，不只是科幻书，就连整个“制度结构”，包括美国的专业性杂志和图书系列及亚文化模式，都被输入、移植到了法国，最终在法国形成一个自治的科幻小说场域。Heilbron（1999）提出一种针对国际翻译图书在不同语言群之间不均匀流动的分析模式（参见汪宝荣，2017a）。Casanova（2010）基于Bourdieu的场域理论提出一个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分析模式：她根据每门语言拥有的“语言—文学资本”把全世界语言界定为“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dominating/ dominated opposition），而翻译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场域与被主导文学场域间的“不平等交流”，即从主导语言（如英语）译入被主导语言（如汉语），翻译是后者积累文学资本的手段；从被主导语言译入主导语言，翻译则是用被主导语言写作的作家获得世界文学场域“认可”（consecration）的重要手段，而这取决于译者、出版商、评论者、专家、文学代理人等“认可者”（consecrators）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即拥有的资本。卡萨诺瓦还指出，除了以上重要因素，目标语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即拥有的语言—文学资本也至关重要。这些认可者的“声望越高，译作越尊贵，其认可权力就越大”。

　　Heilbron（2008）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图书在法国、荷兰图书市场的双向流动，发现译自法语的图书在荷兰市场占比有所减少，而从荷兰语译入的图书在法国市场占比渐增，指出要解释这种国际翻译图书不均匀流动现象，还需要考量翻译图书出版涉及的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维度。Van Es & Heilbron（2015）指出，由于全球范围内译作一般都从中心语言流向边缘语言，目前缺乏对译作从边缘语言流向中心语言的研究。他们考察了荷兰文学作品如何经由翻译在英美得以出版和传播，提出边缘语言作家进入英美文学场域需要运作一套“清障机制”：首先在本国文学场域获得经济、符号资本，然后被地区性国际文化中心（如法国、德国）翻译和认可，最后在英美文学场域拥有符号资本的行动者（出版商、文学经纪人、编辑、译者、评论人等）参与翻译出版过程，方能促成边缘语言作家获得英美文学场域的认可。Sapiro（2010）运用Bourdieu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比较了美国和法国的文学翻译市场，发现一方面大规模翻译生产被英语控制，另一方面两国以支持文化多样性为由，通过翻译其他语种文学这种小规模生产“形成了一种抵抗策略”。Sapiro（2015）对1990-2003年间在美国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作品书目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法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场域获得的符号资本来自对经典和现当代法语作品的翻译；通过分析美国出版场域的结构，发现法国文学处于美国小规模翻译生产的一极，从而解释了法国文学在美国越来越“隐形”的现实。

　　目前该领域研究相当活跃，成果丰硕，但有以下不足：偏重翻译图书产业，忽视口译、机构翻译等翻译实践；过分强调影响国际文学文化交流的政治经济因素，基本上不承认翻译的相对自治（Buzelin，2013：195）。

　　1.4 社会学与翻译学的界面

　　Buzelin（2013：194）把该领域的研究称为“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本文译为“社会学与翻译学的界面研究”。Wolf指出，该术语主要指对社会学和翻译学的诞生、翻译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位置及两者的关系进行元层面上的探讨（张汨、沃尔夫，2017：48）。目前西方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强社会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性。Buzelin指出，目前社会翻译学有3种研究立场，即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一个重要挑战是继续拓展这3种‘社会翻译学’及其研究领域之间的交流”（Buzelin，2013：195）。Gouanvic（1999：147）指出：翻译学是“一个正在走向自治的科学领域，关键是确定其合法的研究问题”；只有当这些研究问题聚焦于翻译实践且处于人文学科研究最前沿，翻译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学科自治。Buzelin（2005，2007）还提出应整合当前广泛应用的3种社会学理论，同时要把更强调社会行为者的其他社会学理论和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Buzelin，2013：196）。

　　另一方面的探讨集中于翻译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位置及两者的关系。传统上，社会学家很少直接或正面探讨翻译，但“90年代以来翻译学与社会学的联系剧增”（Buzelin，2013：186），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翻译这种社会现象。Heilbron & Sapiro（2002）因而指出，“文学翻译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对象”，Simeoni（2007：26）也指出，社会科学一向“对翻译小心翼翼”，直到最近“才向翻译与社会问题敞开了大门”。正如当年Holmes预测的那样，目前翻译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合法研究领域，但似乎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可，而社会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已无须论证”（Buzelin，2013：195），且在当今西方学界社会翻译学已被广泛认可为翻译学的一门子学科（张汨、沃尔夫，2017：48）。

　　02对国内翻译研究的启示

　　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起步比西方晚了约10年。傅敬民（2005）运用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圣经》汉译，是国内本领域最早成果之一。目前国内对西方有关理论及研究成果的引进、吸收存在不足，如引进或翻译出版的外文原版书不多、不全且滞后，译介或综述不够全面准确，且持续活跃在本领域的研究者还不多，可以说尚处于引介国外成果为主、应用西方理论为次的阶段，原创性、实证性研究亟待加强。王洪涛（2017）编的论文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喜忧参半的现状。参照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今后应结合中国翻译实践在翻译职业、翻译机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国际传播、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等领域开展更多原创性、实证性研究和理论建构。下面以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为重点简述各领域重要研究课题及基本思路。

　　2.1翻译职业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实践量巨大，从业人员（包括在有关机构从事翻译的专业译者和业余或自由译者）众多，涉及的领域广泛（根据文本类型可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两大类），但迄今对全国翻译从业人员及其分类和行业分布等没有准确的统计分析，对当前翻译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及自治程度也缺乏实证研究。其他需要考察的重要问题还有：国内知名的机构译者（如杨宪益、沙博理）和业余译者（如许渊冲、汪榕培）如何获得翻译能力并成为优秀翻译家？他们是否具有一种个性化的职业惯习？这种职业惯习又是如何养成、具有哪些特征并体现在他们的翻译决策（如对原作的选择和翻译策略）中的？他们翻译时是否倾向于顺从社会规范抑或具有某种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以“惯习”“自治”“规范”“能动性”“主体性”等核心概念为分析工具，采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等常用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有助于回答以上涉及中国翻译职业现状及历史的重要研究问题。

　　2.2 翻译机构

　　目前我国从事或涉及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及传播业务的主要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如外交部、外文局、中央编译局）、电台（如国际广播电台）、电视台（如中国环球电视网，又称“中国国际电视台”）、报社（如《中国日报》、《环球时报》、《北京周报》）、出版社（如外文出版社）、专业翻译公司等。近代史上重要的翻译机构则有国立编译馆、商务印书馆（下设编译所、外语杂志社）等。迄今国内对这些重要的官方或商业性翻译机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其研究重点包括翻译机构及其工作环境如何影响翻译实践、翻译质量及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翻译机构如何制订内部翻译、编校操作规范，翻译、编校、出版、推介过程及具体流程等问题。例如，当前国内学界很关注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如《红楼梦》、《鲁迅选集》）在西方传播接受的实际效果，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实这种议论或评估应立足于对翻译机构本身的研究。翻译机构研究一般采用参与观察法，即研究者深入工作场所长时间体验工作环境，与翻译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日常交流，同时细致观察该机构的日常运作，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最后形成实证研究报告。

　　■■■■

　　《红楼梦》英译本

　　2.3中国文学文化国际传播

　　随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国内学界逐渐关注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尤其西方传播的效果，但借鉴、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翻译学分析模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参见汪宝荣，2017d；蒋梦莹，2017）。这些理论模式能为我们分析中国文学文化国际流通与传播的运作机制（包括传播障碍及清障机制）、考量其实际效果、提出相应对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分析工具。如根据Bourdieu（1993）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及Heilbron（1999）的国际翻译图书系统分析模式，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化典籍翻译出版在当今英美文学场域中是“有限制的文化生产”，英美国家参与者的主要目的是“积累符号资本”，而不是追求（一般也不太可能实现）短期经济效益，这就能解释为何英美主流商业出版机构对出版中文作品英译本很谨慎或不太热心（即主要传播障碍之一）。又如，根据Casanova（2004，2010）的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分析模式，在当前由英语主导的世界文学场域中汉语仍是一门“被主导语言”，拥有的“语言—文学资本”不足，因此中国作家作品不容易进入英美文学场域，其进入的过程就是被“认可”的过程，而这种认可取决于中国作家作品、出版商、译者、评论家等在世界文学场域拥有的符号资本，这就能解释“名家、名作、名译、大出版社无疑是中文文学作品在西方顺利出版、有效传播的保障”（汪宝荣，2014a：64）。再如，根据Casanova的分析模式，国际文学文化交流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翻译是被主导的语言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积累“语言—文学资本”和争取“文学认可”的重要手段，因此除了西方自愿翻译中国作家作品（即Casanova所称的“输入型翻译”），我们还需主动进行“输出型翻译”，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从而扭转目前我国输入图书与输出图书的巨大逆差，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由于翻译出版项目的发起方和参与者不同，翻译方向（译成译者的母语还是外语）相反，这种输出型翻译与输入型翻译的运作机制、传播效果、传播障碍及应对之策也有所不同，因而是又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4 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

　　近年来西方社会翻译学最新进展之一是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研究，即着重分析有着各自惯习和资本的行为者如何合作构建并运作一个“行动者网络”，最终在目标国文学场域中完成翻译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Jones，2009；Kung，2010）。Latour、Callon、Law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于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与Bourdieu的场域理论是互补的（Buzelin，2005），将两者整合运用为我们考察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过程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理论工具。汪宝荣（2014a，2014b）采用该综合分析模式考察了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在美国的生产与传播，但目前同类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研究对材料要求很高，往往需要访谈相关作家、译者及其经纪人等，因此应重点研究走出国门的当代中国优秀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麦家、阎连科、王安忆、李锐、贾平凹等。通过回溯性考察中国作家作品在西方翻译生产及传播的过程，既可以分析其运作机制，也可以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结语

　　近20年来，西方学者围绕社会翻译学4个核心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究，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推进了本学科的发展，使翻译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更为紧密。但由于发展历史短，社会翻译学也暴露出系统性和内聚力不足、偏重文学翻译和语境分析而相对忽略非文学翻译和文本分析等问题（Buzelin，2013：195-196）。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例如，在社会翻译学框架内开展个案研究的Charlston（2013）、Pasmatzi（2014）开始注重文本分析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转变。社会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是新生事物，其理论源头和方法论基础来自西方社会学，因此西方学者最早关注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并做出了初步探索。目前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研究尚处于引介国外成果为主、应用西方理论为次的阶段，原创性、实证性研究亟待加强，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如借鉴、参照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翻译实践在翻译职业、翻译机构、中国文学与文化国际传播、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等领域开展更扎实、深入的原创性实证研究，就能更好地指导国内的翻译实践，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同时有助于确立中国的社会翻译学在国际翻译学界的身份和地位。

　　参考文献

　　[1] 傅敬民. 《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99-106.

　　[2] 蒋梦莹. 资本、场域与文学神圣化——残雪小说在美国的译介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17,(5): 96-103.

　　[3] 汪宝荣. 资本与行动者网路的运作: 《红高粱》英译本生产及传播之社会学探析[J]. 编译论丛, 2014a, (2): 35-72.

　　[4] 汪宝荣. 葛浩文英译《红高粱》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b, (12): 20-30.

　　[5] 汪宝荣. 社会翻译学学科结构与研究框架构建述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a, (5): 110-118.

　　[6] 汪宝荣. 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浮生六记》林译本文化翻译策略新解[J]. 外语学刊, 2017b, (6): 118-123.

　　[7] 汪宝荣. 《重绘惯习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位置》评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c(1): 75-79.

　　[8] 汪宝荣. 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传播的社会学分析模式[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d, (4): 1-7.

　　[9]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研究: 理论、视角与方法[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张汨, 沃尔夫. 翻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米凯拉•沃尔夫教授访谈及启示[J].东方翻译, 2017, (6): 46-52.

　　[11] Abdallah, K. Translators’ agency in production networks [C] // T. Kinnunen & K. Koskinen. Translator’s Agency. Tampere: Tamper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46.

　　[12]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13] Buzelin, H. 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5, 11(2): 193-218.

　　[14] Buzelin, H. Independent publisher in the networks of translation [J]. TTR, 2006, 19 (1): 135-173.

　　[15] Buzelin, H. Translations “in the making” [C] // M. Wolf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135-169.

　　[16] Buzelin, H.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 C. Millán & F. Bartrin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86-200.

　　[17] Buzelin, H. How devoted can translators be? Revisiting the subservience hypothesis [J]. Target, 2014, 26(1): 63-97.

　　[18] Casanova, P.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 M. B. DeBevoise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 Casanova, P. Consec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terary capital: Translation as unequal exchange[C] // M. Baker.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85-303.

　　[20] Charlston, D. Textual embodiments of Bourdieusian hexis: J. B. Baillie’s translation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J]. The Translator, 2013, 19(1): 51-80.

　　[21] Dam, H. V. & K. K. Zethsen. Translator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special breed of high-status professionals? Danish EU translators as a case in point[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2, 7(2): 212-233.

　　[22] Gouanvic, J.-M. Translation and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n post-War France[J]. The Translator, 1997, 3(2): 125–152.

　　[23] Gouanvic, J.-M. 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 La science-fiction américaine dans l’espace culturel français des années 1950 [M]. Arras: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1999.

　　[24] Heilbron, J.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999, 2(4): 429-444.

　　[25] Heilbron, J.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translation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C] // 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187-197.

　　[26] Heilbron, J. & G. Sapiro.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un objet sociologique [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s, 2002, (144): 3-6.

　　[27]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 J. S. Holm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8: 66-79.

　　[28] Inghilleri, M. Habitus, field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ly situated activity [J]. Target, 2003, 15(2): 243-268.

　　[29] Inghilleri, M.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C] // M. Baker & G. Saldanh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79-282.

　　[30] Jones, F. R. Embassy networks: Translating post-war Bosnian poetry into English [C] // J. Milton & P. Bandia. Agent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301-326.

　　[31] Katan, D.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A global survey of the great divide [J]. Hermes, 2009a, (42): 111-153.

　　[32] Katan, D. Occupation or profession: A survey of the translators’ world [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09b, 4(2): 187-209.

　　[33] Koskinen, K. 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EU Translation [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8.

　　[34] Koskinen, K. Going localised -- Getting recognised. The interplay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experienced status of translator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J]. Hermes, 2009, (42): 93-110.

　　[35] Koskinen, K.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The art of government by transla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14, 22(4): 479-492.

　　[36] Kung, S.-W. C. Network &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o English[C] // A. Fawcett, K. L. G. García & R. H. Parke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ialogu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164-180.

　　[37] Meylaerts, R. Habitus and self-image of native literary author-translators in diglossic societies[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0, 5(1): 1-19.

　　[38] Mossop, B. 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and “idiomatic” translation[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1990, 35(2): 342-355.

　　[39] Mossop, B. From culture to business: Federal government translation in Canada[J]. The Translator, 2006, 12(1): 1-27.

　　[40] Pasmatzi, K. Translatorial hexis and cultural honour: Translating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into Greek [C] // G. M. Vorderobermeier.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 New York: Brill & Rodopi, 2014: 73-92.

　　[41] Sapiro, 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book market: The cas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 the US and in France [J]. Poetics, 2010, 38(4): 419-439.

　　[42] Sapiro, G. Translation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French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Cultural Sociology, 2015, 9(3): 320-346.

　　[43] Sela-Sheffy, R.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J]. Target, 2005, 17(1): 1-26.

　　[44] Sela-Sheffy, R. The Translators’ personae: Marketing translatorial images as pursuit of capital [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2008, 53(3): 609-622.

　　[45] Sela-Sheffy, R & M. Shlesinger. Identity and Status in the Translational Professions[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

　　[46] 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J]. Target, 1998, 10(1): 1-39.

　　[47] Simeoni, D.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ual relationship[C] // P. St-Pierre & P. C. Kar. In Translation: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Transformation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13-26.

　　[48] Van Es, N. & J. Heilbron. Fiction from the periphery: How Dutch writers enter the field of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J]. Cultural Sociology, 2015, 9(3): 296-319.

　　[49] Vorderobermeier, G. M.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C]. Amsterdam & New York: Brill & Rodopi,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