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是中国农耕时期“吉祥文化”、雕版印刷术、美术、造纸术发展的共同结晶。它题材广博，手法斑斓，地域风貌鲜明，深切表达着中华传统的民族心理，所具有的人文、史学、美学价值，成为反映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近代一系列军事、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传统文明中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暴露无遗，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许多西方人士影响下在欧洲持续三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迅速消退，19世纪末，随着中国农耕文化的逐渐瓦解，传统木版年画也走向衰落，年画从木版年画到石版年画，再到胶印年画，我们不能理解为仅仅只是年画审美的改变，而是传统木版年画的终结。

　　遗憾的是，那时的国人并没有从文化层面意识到这种古老的民俗艺术行将灭亡。然而，处于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人会因自身的处境与观念的不同，会对其他文化中的事物产生与该文化拥有者不尽相同，乃至判断有别的认识，这是传统木版年画在我国当时为何不受到重视而被海外学者视为“文化图式珍品”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异文化的视角，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正值传统木版年画“最后辉煌”的时期，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大量搜集历程。

　　一、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对外输出的动因与途径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精神的审美载体，传统木版年画对外输出的动因与途径应被置入历史与时代的洪流中进行考察。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以经济为目的的输出

　　在这里，木版年画将视为民间美术商品，以商业赢利为目的，通过货币交易输出。年画以商品贸易的方式向海外输出最早可追溯到明代中期。作为印刷张贴的木版年画多为岁首点缀新年之用，是年的象征，是传统中国人求财纳吉、富贵向往的精神表达，更是一种信仰需求和风俗惯性。临近春节时期，各地年画被商人贩卖到边境进行销售，并以陆路贸易口岸向外输出，以满足海外华侨和民众对年画图式审美和精神寓意的需求。如北面的俄罗斯、西面的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东面的朝鲜，或通过海运流向日本、东南亚等国家。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中既有这样的描述：“驿站饭店、旅馆的墙上挂有许多中国的年画。”值得说明的是，普希金描写的驿站（恰克图）在当时是中俄两国的主要贸易点。

　　2. 以文化研究的图式媒介输出

　　文化研究的对外输出指传统木版年画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民间文化的图式媒介吸引了一批西方人的兴趣，他们抱以鉴赏甚至研究的目的，通过政府的委派或利用游历、考察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大量搜集传统木版年画，回国后以举办相关学术展览、出版年画书籍等方式，影响更多的人参加到收藏和研究年画的队伍中。这批学者包括荷兰汉学家高廷，俄罗斯植物学家科马罗、汉学家阿理克、艺术家维诺拉多夫，法国汉学家沙畹、禄是遒，波兰学者夏白龙，美国学者队克勋，日本学者黑田源次、永尾龙造等。如20世纪初，荷兰汉学家高廷以广东、厦门的年画和纸马作为研究中国民俗时节的素材，刊发在自己的著作《厦门历年节》一书中。法国神父禄是遒通过对江苏、上海和安徽等东部地区神像年画的收集，在1912年至1932年间编辑完成16卷法文著作《中国迷信之研究》。1896年俄植物学家科马罗在东北考察植物期间，购得300余幅年画带回圣彼得堡，并在地理学会展出，拉开了俄国有意识搜集中国年画的序幕。1906年秋，已将汉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的苏联汉学奠基人阿理克院士来到北京，他最初目的是想通过收集古钱币、护身符完成学位论文，但后来转向木版年画的研究。阿理克先后三次来华学习和考察，凭借其对中国民俗文化浓厚兴趣以及熟练的中国语言知识，与法国汉学家沙畹一同展开了对我国北方天津、山东曲阜、河南开封、山西太原传统木版年画的收集。数年后，阿理克受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之托，又一次对我国南方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的年画进行考察。正如阿理克所言：“中国北方的收藏已经足够了，接下来该认识我不了解的南方了。”阿理克对中国传统年画的收藏不局限于中国，还涉及欧洲等地的年画收藏家或拍卖会，几十年间个人收藏的年画就达到4000余幅，如今他的藏品已移交俄罗斯各地博物馆和研究机构进行保存。法国收藏的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以戏曲故事题材居多，其中最早的一部分是法国汉学家德华·夏尔纳收集的200余幅，后捐献给法国亚洲协会。

　　3. 以占有为目的被动输出

　　以占有为目的的对外输出指不以购买或赠送的方式将具有文物价值的木版年画强行对外输出。如1929年日本《支那学》五卷一号揭示：20世纪初，俄国人柯兹洛夫在甘肃黑水城一古塔内盗掘了堪称中国最早的年画《四美图》和《义勇武安王位》，偷运圣彼得堡。在日本收藏的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以苏州桃花坞年画居多，还有北京、河南、山东及东北等地的年画，除少数是早期通过交易收藏外，多数则是侵华期间强占所得。在伪满洲国期间，日帝利用中国民众对木版年画的信仰依赖以及其复数性、低成本传播的特点，通过篡改木版年画的形式内容进行愚化教育，鼓吹“大东亚新秩序”口号，将意识形态的力量悄然渗入到这一民间文化的领地。

　　近代海外人士以经济、文化、审美、政治的需求为目的，对中国传统木版年画长达一个世纪的搜集，致使大量弥足珍贵的年画精品流布在海外。然而，流传在海外的年画并没停止流通，而是被各国之间的年画爱好者相互收藏。如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年画中，有三百件左右是20世纪40年代从法国外交官杜柏秋手中购得。英国、美国、德国等一些国家的年画收藏，均有一些来源于日本。

　　二、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传播的影响概况

　　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特征，它是维系文化持续发展，促进文化转换和更新的根本。近代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的流布、收藏和译介出版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传播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的收藏

　　充满异域风情的木版年画以其东方意蕴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指向，引起海外学者、收藏家、艺术家等特定群体的浓厚兴趣，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对古木版年画的大量搜集。如今流布在海外的木版年画均已被视为文物或艺术品，被海外十几个国家近百个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法国巴黎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荷兰国家图书馆、德国莱比锡图书馆、日本的海杜美术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民族博物馆等。

　　据俄罗斯科学院李福清院士2008年调研统计：俄罗斯收藏中国木版年画的数量和题材最为丰富，尤以天津杨柳青、广东佛山的年画最全，藏品约为6000幅，其大部分都是清代或清代以前的作品，如现存最早的南宋平阳木版年画《四美图》即《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原版就存于莫斯科博物馆。日本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约为500幅，以苏州桃花坞年画居多，其中有一部分明代的年画为当时通过贸易船只带入。法国收藏的木版年画数量也较多，约为200余幅。东南亚等一些华侨后裔较多的国家对木版年画的收藏较少，但却是使用最多的国家。海外博物馆或私人对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收藏，均成为各国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和民间美术的重要资料。

　　2. 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的研究

　　日本学者黑田源次在《支那古版画图录》中说道：“此类版画在中国本土原为缺乏耐久性之物，日本则相反，视之为中华文物。”司空见惯的年画对于当时的国人并不怎么珍惜更没有人收藏和研究，然而海外学者对其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近代以海外汉学家为主体的学者们从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试图将年画作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他们凭着严肃谨慎的学术精神，宏大的学术视野对年画展开了深入研究。

　　早在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禄是遒在参考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的《训真辩妄》上，以图像志研究法对木版年画、纸马的神祇人物志做了基于考证的扼要描叙，完成十六卷法文著作《中国迷信之研究》，后由爱尔兰籍耶稣会士甘沛澍将全书译为英文，成为英文世界早期认识和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文献。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队克勋从民俗学的视角梳理年画在民间生活中的使用方式；日本学者黑田源次以美术学为切入点，将木版年画这一收藏爱好者的把握之物，上升到科学研究的对象。苏联汉学家阿理克一生致力于中国木版年画的收藏、研究与推广，其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对年画形式内容的解读，对其图像进行分类；其次是对年画艺术形式的研究，关注中国北方年画与南方年画甚至与俄国民间版画之间的审美比较；再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探究年画图像隐喻的意识形态属性，挖掘木版年画与文人绘画的社会与艺术根源，肯定两者相互吸纳与转化的过程。阿理克的这些观点与成就即使在今天仍是洞微通幽的真知灼见。在传统年画的推广上，阿理克于1910年在俄国地理学会成功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民间年画大展和第一个讲座“论中国庙宇”。在接下来几十年间，他先后在俄国、英国、德国举办中国年画讲座18次，对中国传统年画的海外推广作出巨大贡献。此后，相继涌现出更多的海外汉学家投入到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年画的研究中，年画在海外逐渐获得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3. 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的出版

　　近代木版年画在海外的出版可追溯到19世纪初，通过对海外木版年画相关著作的整理与比较，其被出版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木版年画视为民俗版画，以插图的形式反映近代中国民间风俗信仰。如清嘉庆五年（1800）英国出版的《中国风俗画》是收录木版年画最早的外文书籍。清光绪十二年（1866）荷兰汉学家高廷将其在福建厦门考察期间收集的民俗版画，收录在《厦门历年时节》一书中。法国学者文纳的《中国神话辞典》、美国学者的《中国农民之信仰》均不同程度的收录了中国木版年画和纸马图像，但以上著作都没有对年画图像展开学术上的研究。二是将木版年画视为近代中国民俗信仰文化研究的“切入点”。如法国禄是遒的《中国迷信之研究》，俄国阿克里的《1907年中国纪行》《财神》，美国戴恩的《中国农民之信仰》，日本永尾龙造的《支那民俗志》等书籍，详情见表1。这些著作，亦成为近代海外汉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当代年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和外位性的研究视角。

　　三、结语

　　今天海外所珍藏的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难以见到的孤本与珍本，可谓弥足珍贵。海外学者别具慧眼先于我们认识到木版年画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将本该珍藏在我国的民族文化珍品永久地留在海外，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反思。近代传统木版年画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对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推动中外文化遗产外交，甚至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们对传统年画的研究做美好憧憬的同时需要注意一点：面对其在海外广泛流布的现状，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途径让“年画回家”；如何系统利用海外年画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摸清家底；如何校正由于历史局限性对年画价值认识的片面性；如何利用现代科技与研究手段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样一个具有深邃价值维度的民间艺术形式；如何以经济、文化强国的势头着力推动优秀传统民间文化“走出去”，打造“文化中国”新形象等这些问题，是当前我国民间艺术研究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李福清.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泷本弘之.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王克婴. 近代与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比较研究[J]. 史学研究，2002（4）.

　　[4]徐艺乙. 西方国家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收藏与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2011（1）.

　　[5]王平. 传播视角下木版年画出版与文化审美传播浅析——以滩头年画木版年画为例[J]. 出版发行研究，2017（5）.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

　　本文系201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湖南民间木刻纸马图式的文化价值研究”（17YBA20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