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叉：1827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在一份著名的声明中提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21年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断言：“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您对他们的论断有何评论？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它是历史上某一确切时刻的重要论述，它在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论述之后很快出现，这也是重要的。然而，世界文学的确切性质及其同地方文学的关系，则需要详细地弄清楚。例如，民族文学、地方文学和同地方文学相联系的人的身份将会怎样，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张叉：19世纪末叶，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新概念而引起世界的关注。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学在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多元文化的转向和全球化的出现，世界文学成为热门话题。仅在中国，截至2016年10月18日，在读秀数据库中共有3959本以“世界文学”为书名关键词的中文书籍，中国知网上共有73341篇以“世界文学”为关键词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到了21世纪，每年都有数千篇讨论世界文学的论文发表[2]。世界文学也面临着挑战。首先，“世界文学”本身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它有三个常见的定义[3]。其次，约翰·皮泽（John Pizer，1850-1897）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世界文学”[4]。在其比较文学中，哈奇森·麦考利·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 c. 1855 — 1927）从英国的角度讨论了世界文学[5]。世界文学诞生100多年以来，一直是同欧洲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引起了世界学者的担忧，其中包括法国的勒内·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2002）和中国的曹顺庆。艾田蒲于1974年对世界文学表示焦虑，曹顺庆于2017年也对世界文学表示担忧。为什么世界文学如此有吸引力，您对世界文学面临着挑战这一现象作有何看法？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您这两个问题，我放到一起来回答。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代，世界文学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的趋势和互联网日益增长的空间使这一概念变得有吸引力。它也已经从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和其他学者所付出的努力中获得了推动力，他们把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教学实践，在世界各地举办暑期学校。作为实践，它正在努力摆脱以欧洲中心的范式。但是正如您所说，虽然有大量学者正致力于推动这一概念，但是也有少数人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他们质疑说，谁的世界，为什么现在这样紧迫？一个人必须要非常仔细地思考问题，确实需要更多地同“遥远”地区的学者进行对话，以便在把它明确放入我们的教学结构中之前，向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1950—）借用术语。

　　张叉：至于世界文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使用了“维萨瓦提亚”（“Visvasahitya”）这个词，并“表示这个词通常被称为‘比较文学’。他的‘维萨瓦提亚’的想法很复杂，它给人一种感觉，一群艺术家像工人一样在共同建造一座楼房，这座楼房就是世界文学”[6]。他的意思是说世界文学包括比较文学，换句话说，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体现吗？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是的，由于他认为这些术语是同义词，所以他对于比较文学的基本思想是把它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看待。但是这种世界文学的思想也是他的独特之处，它以所有文学家的工作为基础，这些文学家在写作中努力尝试分享喜悦，尝试开始同其他人建立关系。因此，世界文学的核心也是一种关于不同人之间的关系的感觉。此外，它与当地的和开放的、不断增长的进程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叉：在印度，世界文学的观念在临近19世纪末之际取得了进展。您如何看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比较文学中包含着一种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基础上也有自己的文学或有我们最了解的文学，我们从这些文学中走出来转向其他文化的文本，考察相互关系、亲密度和差异，这些都增加我们对文学理解的层次。我们也可以从泰戈尔意义上的关系开始，转向跨文学关系的历史，逐渐考察越来越宽广的跨文化互动领域，或者通过历史同几个跨文化关系集群进行合作，探索文学的动态与文化的进程。正如一些比较文学学者所建议的那样，按照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arty Spivak，1942—）的想法，这个世界是业已提供给我们了的、让我们去培养的一个场所，我们也可以接受她这个观念，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可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任务的文本上。

　　张叉：四川大学“长江特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曹顺庆认为，世界文学现在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困境。对于世界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他认为跨文明变异研究是一条可能的出路。跨文明变异理论是基于异质文明之间的同一性，从同一性（或同质性，同种性）开始，以变异性（异质性和文明的互补性）结束。您对此有何评论？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曹顺庆教授在从事跨文明变异学理论的研究中描述了通过关注这个问题而可能取得的成果。虽然变异同差异有关，但是变异并不是差异，变异反对不断达成或揭示相似点的倾向，而变异也假设存在着一个全球的最小值。因为差异没有得以消除，所以这为对话创造了空间，而在交谈似乎不可能时所出现的差异的极端情况也得以避免了。在变异教学法中也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层面，因此它努力应对各种异质文明之间的新视野、扩展、接触和碰撞。同跨文明变异学理论相关的教学法的基本目的是重构文学话语系统并把握变异的规律与机制。最终，它希望利用丰富而多样的资源进行理解，同样，也利用与文明目标相关的、更新的愿景和进步。现在还有一个任务，即从不同的空间以对话的方式完整地制定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教学法。

　　张叉：就总体文学而言，世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法国学者保罗·凡·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认为，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是平行的关系，它们既密切联系又相互补充。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与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1899–1986）认为，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分开来的做法既站不住脚，也难于实现。另一位美国学者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主张避免使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而是要在不同场合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翻译文学”与“文学理论”等概念来替代。中国学者曹顺庆认为，“如果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基础的话，那么，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目标”[7]。您如何理解总体文学？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曹顺庆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我认为是对的。总体文学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术语，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比较文学研究也属于总体文学的范畴。

　　张叉：您认为世界文学的前景如何？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我认为，世界文学的前景是把不同文化的文本推向前沿，开拓文学研究的领域，促进审美规范的多元理解，寻求文学之间的联系，构建历史和文学史的新视野，而所有这一切都还需要认真思考。关于谁的世界需要不断阐述的问题与即便那样语言又怎样的问题——世界文学总会把英语放在首位吗？

　　注释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5页。

　　[2]曹顺庆、齐思原，《争议中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第147页。

　　[3]曹顺庆、齐思原，《争议中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第147—154页。

　　[4]曹顺庆、张越，《世界文学的困境与前景——跨文明研究视域与世界文学研究》，《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第136页。

　　[5]雷纳·艾田伯，《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1974），转引自：曹顺庆、张越，《世界文学的困境与前景——跨文明研究视域与世界文学研究》，《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第136页。

　　[6]Subha Chakraborty Dasgupt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 An Overview of its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Volume 1 Number 1 Spring 2016, p.11.

　　[7]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