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陕籍作家翘楚，现任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杂志主编。作为陕籍作家的代表，贾平凹著作等身，誉满全国，是陕西文学“走出去”的生力军，也是本土文学外译探讨绕不开的人物。正如陈晓明在《废都》序言中所言，“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写作，无疑是汉语文学的奇观，如此庞大的作品数量，如此卓异的文字风格，无不令人称奇”，（贾平凹2012:13）贾平凹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作家,作品之多、获奖之丰在当代中国几乎无人出其右。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共出版长篇小说16部，并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共出版数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及数十部散文集；先后获国内外文学奖五十余项，其中包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和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贾平凹的国际声誉不尽如人意，其作品的翻译研究关注度不高。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于贾平凹在国外译介沉寂状态的关注渐渐浮出水面，截至目前相关研究数量依然有限，系统性不足。搜集贾平凹作品英译信息，整理现有评论，梳理贾平凹作品英译相关研究，将有助于寻找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系统化反思。

　　2 贾平凹作品英译情况

　　贾平凹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主要涉及英语、法语、德语、越南语、日语、韩语。很多学者均对贾平凹作品在海外的译介做过专论，此处仅聚焦其作品的英译概况。英语世界对于贾平凹作品的译介最早，出于种种原因，其译介情况并不十分理想。1991年葛浩文翻译《浮躁》之后，其作品英译几近停滞。如吴赟所言，“步入新世纪之后，贾平凹作品的英译情况几乎为零，除了2008年8月刊登在《卫报》（Guardian）上由Nicky Harman翻译的小说《高兴》（Happy）节选以及2011年刊登在‘纸上共和国’（Paper Republic）上的Cannan Morse翻译的《古炉》（Old Kiln）节选，众多耳熟能详的代表著作如《废都》、《秦腔》等都没有在英语世界得到完整的翻译和推广。”（吴赟2013:72）近年来，在翻译家、作家协会、作者本人及陕西本土推力等诸多合力之下，贾平凹作品英译状况有所改观。2016年1月葛浩文《废都》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发行，2017年8月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英文版全球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2017年10月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英文版首发仪式在第69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举行。目前，陕西本土翻译家胡宗峰和他的合作者也已基本完成《废都》、《白夜》、《土门》等三本小说的英译工作，贾平凹作品英译即将迈入新的阶段。总体而言，贾平凹作品的英语数量与其文学创作的高产相去甚远，具体作品英译概览如下表：

　　贾平凹作品越南语译介最多，其影响限于越南国内；英语世界译介最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海外学界对于贾平凹作品的关注。截至2014年，葛浩文翻译的《浮躁》（Turbulence）被世界各国547家图书馆收藏，居贾平凹作品译本的首位（乔艳2014:78），但其他作品的英语译介情况并不乐观。对现有文献的初步梳理发现，英语世界中较有影响力的贾平凹专论研究主要有两类：以贾平凹为专题的博士论文和发表于国外重要文学评论期刊杂志的书评。第一类代表作品有三篇，分别为《叙述中国：<废都>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活与早期创作的历史——文学分析》和《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四部小说的悲剧意识》。第二类作品数量颇丰，散见于Forecast、Kirkus Reviews、New York Times、Library Journal、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Wilson Library Bulletin、Choic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Toda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TriQuarterly、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Modern China等杂志。总体而言，除书评类文章以外，多数论文关注叙事手段、创作技法、主题阐释等作品文学性本身的探讨，其研究多以中文原作为考察对象，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问题探讨。

　　3 传贾平凹英译研究综述

　　由于“时间差”和“语言差”（谢天振2014:13）的缘故，处于强势文学地位的英语世界缺乏对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关注意识，因此，真正有价值的翻译探讨还是需以国内研究为主要支撑。贾平凹作品英译问题的国内研究始于1999年，之后的研究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数量、质量与莫言等国内其他知名作家的翻译研究差距较大。通过CNKI高级检索CSSCI来源期刊，输入关键词“贾平凹”+“译介”及“贾平凹”+“翻译”检索（检索截至2017年10月15日），再经手动排除访谈性文章，共整理期刊论文23篇，硕士学位论文6篇，具体研究成果统计如下：

　　从发文期刊来看（见图1），《西北大学学报》首屈一指，共刊发贾平凹作品翻译研究论文8篇；《小说评论》紧随其后，刊文5篇；《外语教学》刊文2篇。23篇CSSCI期刊论文中，17篇发表于陕西本土期刊之上。就作者单位而言（见图2），发文学者共计18人，14位来自陕西本土高校，其中西北大学6位，共发文9篇；西安外国语大学2位，共发文4篇；其他6位来自陕西其他高校。就学位论文分布情况而言（见图3），国内目前仍没有以贾平凹作品英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据不完全统计（部分硕士论文未提交知网），共有6篇硕士论文以贾平凹作品英译为主题，其中3篇来自西北大学，2篇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1篇来自广东财经大学。整体而论，6篇硕士论文均以规约性翻译方法研究为主，涉及译介、传播、接受等描述性研究成分较少。

　　从期刊论文研究问题分布情况来看（见图4），问题类型可分为微观语言层面研究、描写性译介研究、比较诗学研究和语料库翻译风格研究等四大类。微观语言层面的研究最多，共计12篇，主要研究热点为方言翻译和“浮躁”译本研究，分别为3篇和10篇（其中1篇为“浮躁”译本中的方言翻译探讨）。胡宗锋(1999:163-166)以本土译者的视角对《鸡窝洼人家》英译文中部分方言词汇的处理提出商榷，从微观层面探讨贾平凹小说方言理解与翻译问题，开启了贾平凹作品国内英译研究的帷幕。此后还有2篇重要期刊文章关注贾平凹作品方言英译问题，分别来自李颖玉等（2008:64-67）和杨春泉和周玉忠（2011:87-91）。前者就陕西方言中的典型词汇“瓷”的翻译为例对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探析，援引频次达70余次，居相关研究之首。后者以贾平凹作品中的方言词汇英译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整个西北方言的英译现状进行了缕析和反思。贾平凹出生于秦楚文化交界的商洛丹凤县境内，受教并工作于陕西省会西安市，其创作语言受到商洛方言及陕西关中语言的影响，并深刻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成为其乡土文学特色的重要载体。因此，贾平凹作品中方言词汇的理解和传译对于其作品英译意义重大。

　　《浮躁》英译本的关注数量居同类研究之首，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这一点与该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效果较好相吻合。《浮躁》英译本应该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关注度最高、国内英译研究最多的贾平凹作品，不仅为贾平凹赢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为他提供了接触英语世界的机会和窗口（贾平凹曾亲自赴美国参加该书的宣传会，并与译者葛浩文相处近一周的时间）。班荣学和杨真洪（2004:164-168）、梁根顺(2007:85-87)等研究者围绕《浮躁》葛浩文英译本发表10篇研究文章，从不同维度探析贾平凹作品的英译，如忠实与创造、归化与异化策略、语义重构与读者接受等问题。微观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论文多见刊于陕西本土期刊，研究者多为本地学者，整体影响范围有限。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西北大学堪称贾平凹英译研究的重镇，多位研究者就职于该校，多数高水平研究成果见刊于《西北大学学报》。大学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之后，贾平凹与母校保持长期的学术交往，部分研究者与贾平凹是学术同行或友人，这一便利条件也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描写性译介接受研究始于2004年，共有代表性期刊论文7篇。韦建国和户思社（2004:38-42）整理了国外读者对贾平凹作品的解读，认为国外读者的基本见解与国内评论吻合，并将其归因于贾平凹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其后，译介接受研究并未受到国内研究的过多关注，直至姜智芹（2011:103-111）发文重点探讨了贾平凹的作品在英语、法语世界的译介、影响和研究情况，并分析他在国外受欢迎的原因。之后，陆续有6篇代表性的贾平凹英译研究论文见刊，分别来自于吴赟（2013:72-76）、乔艳（2014:78-81）、王瑞（2014:93-97,102）等、杨一铎等（2014:17-20）、姜智芹（2017b:64-70）和臧小艳（2017:135-141）等多位学者。吴赟梳理及归纳了贾平凹小说在海外的译介和接受情况，探讨了海外读者对贾平凹笔下乡土中国的认识与理解，分析了贾平凹在国内外文学声名不相称的根源，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了反思。乔艳认为，梳理贾平凹作品海外翻译与研究的现状，有助于揭示其流传中的问题与影响因素，其目的在于减少文学传播的盲目性，从而更有效地推动陕西文学“走出去”。王瑞等对贾平凹英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潜势分析，并就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杨一铎等对比了贾平凹作品与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明确指出了贾平凹作品海外译介的困境与不足，并将莫言的成功归因于作品更具国际性、对外翻译做得更好、对外交流善于推广、改编电影获国际大奖等四个因素。姜智芹通览了英语世界的贾平凹作品研究，发现了制约研究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提出如何使其作品获得生命力的延续、如何以翻译带动研究、如何以研究推动翻译等三个启发性问题。臧小艳以贾平凹为例梳理了陕西文学海外传播现状，分析了海外传播的障碍与问题，提出了陕西文学国际化的路径。

　　此外，杨慧仪（2013：164-169）和孙立盎（2015:56-61）从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的视角探讨了贾平凹作品英译问题，理论视角新颖，拓展了贾平凹翻译的研究维度。杨慧仪从本雅明语言哲学观的视阈探讨了《带灯》的可译性问题，认为该作品具有世界文学普适性重要特征，是呼唤翻译的好作品，其理论视角颇具启发性。孙立盎从民族文学的世界性、文学作品内容的共通性、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的共融性视角，指出贾平凹作品富含世界性元素，并探讨了其作品翻译的问题，提出陕西文学创作 “经过过滤、整合外来文化因子之后的‘大境界’”（孙立盎2015:61）。王瑞和黄立波（2015:97-104）的“贾平凹小说译入译出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一文，从形式数据统计、文本呈现模式和翻译策略3方面，对比了译入与译出文本的文体差异，并提出一个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呈现模式差异是译者应当考虑的一个因素。此文研究重点不在于译介效果的探析，而是将贾平凹作品英译置于语料库翻译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无疑是对贾平凹英译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拓展。

　　4 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现状缕析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梳理，不难发现贾平凹作品翻译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贾平凹作品翻译研究与贾平凹在国内的文学地位不符，翻译研究投入严重不足。据《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贾平凹评论文章目录索引”（100-102页）统计，1985年至2013年，仅《当代作家评论》就发表贾平凹创作评论文章74篇（不含贾平凹自撰的评论文章），这一数量远远超过国内关于贾平凹翻译研究的高水平论文数量。与莫言译介研究横向比较，关于“莫言译介”主题，现有博士论文11篇。此外，仅2016年就有《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莫言小说译介研究》、《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等多本专著出版。两者在研究数量、质量、跨度、影响上的悬殊不言而明。从国家立项资助研究层面看，2013年至今，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莫言相关研究17项，其中3项为莫言英译研究项目（2项为基于语料库的莫言作品翻译研究，1项为莫言作品海外接受研究）。同比之下，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贾平凹相关研究3项，无一项涉及翻译研究。这一反差的出现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定关联，同时也说明了国外影响力不足对于贾平凹整体研究的巨大制约。因此，如何有效加强研究投入，提升翻译研究成果数量、质量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二，现有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陕西本土，发表研究论文大多局限于陕西本省刊物之上，研究成果影响力普遍不高。有学者认为，贾平凹作品译介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味太重”，“可译性差”（谢天振2014:10）。暂且不论此观点的客观性，从译介数量和研究现状而言，似乎印证了这一论断。贾平凹作品以关中方言和商洛方言的混合体为基础，乡土特色浓郁，给译者理解带来挑战，传译难度较大。陕西本省研究者在贾平凹英译研究方面占据了天时、人和、地利的优势，这也是西北大学出现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这种优势不能有效辐射带动学界的研究热度，可能会成为制约研究扩展的桎梏。因此，如何增加研究成果的学界影响力，优化本土固有研究优势对于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其三，现有研究中微观翻译技巧类探析比重较大，描述性译介研究数量不多。就推进文学作品译介传播而言，认为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优美地道的英文是中国文学去边缘化的不二法门”（王宁2010:19-21）的类似言论已经不在是谈论的焦点。诸如“中国文学”，“熊猫丛书”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以“忠实”为旨归的规约性翻译研究对于译介传播的意义局限性。了解“国际受众”的阅读习惯、接受模式、审美情趣，探究西方现行的“翻译规范”，寻找有效的推介渠道、营销手段等可能对于现阶段的“文化走出去”更有适用性及启迪意义。因此，描述性研究不足无疑会阻碍贾平凹海外译介的进一步发展。

　　其四，国外虽有部分评论文章散见于国外媒体，但密度及持续度不足。英语世界发表中国当代文学及相关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有《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文化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等等（姜智芹2017 a:83）。如刘亚猛（2015:8）所言，“通过权威平台发布、具有极大公信力因而实际上发挥着舆论导向功能意见”，“在接受文化语境中形塑着公众的日常阅读习惯、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这些重要刊物的译介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传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通过现有资料整理发现，贾平凹作品在这些刊物上的出现频率远低于国内同类作家。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国际重要期刊，如何发挥国际舆论导向功能，对于有效推进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亦具重要意义。

　　最后，国内现有研究对于国外汉学界的动向关注不够，文献中鲜有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及论述。在中国文学英语世界译介传播史上，汉学家的作用不容小觑，没有芬诺洛萨（Fenollosa）、庞德（Pound)等汉学家就不会有“唐诗西传”的“神话”，也不会有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国热”（赵毅衡2013:13）。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现代中国小说家文学地位的重构是汉学家推介中国文学的又一力证。作者观点或有偏颇之处，暂且不论，就效用而言，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海外文学地位，对他们的作品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海外汉学界成功译介中国文学的案例众多，成就非凡，不一而足。这些成功的范例可以为我们的国内研究指明方向，也足以启迪下一步的译介推广策略构建。就与国外汉学家的联系而言，莫言、姜戎等作家对于汉学界的态度更加开放，对于译者的包容力也更大，这也是其作品海外成功的一个原因。因此，如何有效建立与国外汉学界的联系，如何有效利用国外汉学界的译介传播推力也是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5 结束语

　　诚如上文所述，国内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可以分为文本语言层面翻译探讨和译介学研究两大主要类别，经历了由单一的规约性研究向规约性和描写性研究共存的过渡，这种趋势与“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整体趋势吻合。在当下，贾平凹作品英译研究投入不足，研究成果数量、质量单薄无力，难以为贾平凹海外推介提供可资借鉴的智库支撑。现有研究呈现出影响力不足、地域性明显的特征，缺乏标志性研究成果。国内重要期刊上贾平凹译介研究论文的稀缺，学位论文研究关注度的低下，文章援引频次不高等现状都反映了贾平凹翻译研究发展受阻的现实问题。与国际重要媒介的失联，对国外汉学界作用的忽视也是其发展停滞的制约因子。当然，英译传播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英译研究现状缕析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梳理现有文献、缕析现状、反思问题只是下一个研究命题的起点。篇幅所限、学识所囿，难免偏颇狭隘，诱发思考，才是本文只言片论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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