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的导演胡波:孑然前往,率先抵达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高丹

2018-11-23

  李安温温地念出《大象席地而坐》,这个名字圆转得像一句歌谣。观众席上一浪浪的喧哗把导演胡波的母亲和影片的主创们推上领奖台,胡波的母亲哽咽着说出一句感谢后便陷入失语,401天前,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胡波是《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而他作为小说《牛蛙》《大裂》《远处的拉莫》的作者时,名字叫胡迁。胡波曾说:“文学指向真理,里面有‘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有纯粹的美感。”但是胡波选择写小说却似乎有那么一些不得已,胡波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一次学期作业,他拍摄了一个关于一头驴和一栋房子的短片。得到的导师的答复是:多学学韩国电影,学习如何拍商业片。“我直到毕业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电影,考了这么多年学图什么呢?就重操旧业开始写小说。”

  小说被视作以叙事的方式对小说外的片段化、零散化、复杂化的世界的缝合,小说中也无处不在显现着一个作家的经历、思考与主观意绪。对于胡波的离开,除了那些“英年早逝”“才华横溢”等浮皮潦草的喟叹,真正通过他留在这个世间的影像和文字去了解他的申诉、挣扎似乎更为必要。毕竟这些文字如胡波所言,“不论叙述得有多么复杂和灰暗,它都呈现着一种恒久的人类存在状况。”

  胡波迄今留下的作品中,《大裂》最引人关注,其影片《大象席地而坐》则改编为书中的同名短篇小说。《大裂》共收《大裂》《一缕烟》《荒路》《气枪》《鞋带》等15 个中短篇作品。胡波的第二个作品为长篇小说《牛蛙》,《牛蛙》延续并发扬了其超现实主义的笔法:表姐和一只牛蛙举行婚礼,遛狗的小青年是枪贩,负责下水道管理和垃圾处理的张乔生暗中铺设地下管道来用粪便淹没城市……刚刚出版的《远处的拉莫》是胡波离世前留下的一组文学作品结集,收录了其自2017年6月开始尝试的一系列“危险的创作”,如中篇小说《远处的拉莫》, 如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短篇小说《海鸥》,以及他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完成却还未及排演的戏剧剧本《抵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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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


  胡波将现实中很多想说的话放在小说中谈,也试图用小说去解决他现实中的困境。胡波为数不多的几次在公众前露面,有一次即为青海西宁FIRST青年电影节,胡波带着自己的剧本《金羊毛》走上了创投会的宣讲台。胡波在背完一段稿子后卡住了,他站在台上一动不动,随后是全场长达几十秒钟的寂静,接下来的时间里,胡波努力重新接上话题,但却漫无边际地讲起希腊神话。

  小说《漫长的闭眼》中胡波则用小说的形式回答了这次看似不成功的路演:

  我在下台后,有人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你会忘记自己要说什么?”我当然会忘记自己要说什么,我为什么会记得自己精心准备的蠢稿子,然后不知羞耻地背出来。我知道他们想听点有意思的小玩意,但我说不出口,因为一旦说出那些早已准备好的小点子,再厚脸皮地笑一笑,台下的蠢货跟着你笑,这个场面会让你觉得一切都会完蛋的。在路演结束后,很多人冲着我微微笑,意思是我原谅了你,谁都有紧张的时候。这真是,就像一盆臭掉的卤煮被人扣在了头上。

  这是胡波式的骄傲和不妥协,后来和胡波有各种纠缠的王小帅在《大裂》的序言《离队少年》中写到胡波当天宣讲的名为“金羊毛”的剧本:“整个故事散发出一股迷人和离奇的氛围,那种空气中弥漫的失落和伤感不用影像,文字已经抖落了出来。”他说胡波“他时常的沉默和话语间的游离感还是让人产生联想,就像一个有着满腹心事和幻想的孩子”。

  胡波的这种“游离感”贯穿在他《大裂》里的几乎所有作品中,或许用一个更好听的说法叫“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如作家黄丽群所说:“写作一事之诡谲,虽存于文字,又不存于文字,更在如何魔术般介入现实中肉眼不可见的微妙间隙,胡波带着他松德硝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这本小说中一次又一次演示着吹毛断发的天分。”


  《大象席地而坐》与《大象席地而坐》


  有趣的一点是,最近口碑很好的《燃烧》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烧仓房》,相比于《烧仓房》中的语焉不详和故事传达出的微妙感,《燃烧》加入了更多现实主义的元素,也指向阶级的对立和郁郁不得志的文学青年在社会的困境。而《大象席地而坐》影像同样是对更单纯的小说文本的一次大规模现实主义的填充。

  影片《大象席地而坐》则是在短篇小说《大象席地而坐》上多加了三条线索,增加了女学生黄玲、高中生韦布与老金的故事,小说中原本只有于城一条线索,影片则甚至连故事的主角也置换为韦布,胡波以韦布的视角穿起了家庭失和、校园霸凌,他失手将校园小混混推下楼梯躲避到奶奶家时又发现老人已经故去,接着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和教导主任关系不寻常,直至最后在想逃离时还买了假票被扣下。

  胡波毫无保留地在《大象席地而坐》中置入他观察的到的各种社会暗面:青年的彷徨失据、颓败的中年人暴戾又堕落、老人无所依靠被女儿撵到养老院、校园与社会中各种暴力事件。只有最后的一声划破天际的象鸣像是无边的浑噩中的一点慰藉。

  而小说《大象席地而坐》中的最后一笔是:

  我跑向那头坐着的大象。身后有人喊着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因为我得看看它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这件事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我几乎笑了出来,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胡波的高明之处就是在这样凌乱无序的生活中置入“满洲里的大象”这样一个意象,而这种超现实的笔触也是他在小说中惯用的。

  如中篇小说《大裂》中,一个风雨飘摇的野鸡大学里一群终日浑浑噩噩的学生,他们的改变始于“我”在一个土坑里发现一块写着“你将无父无母,无依无靠”的木板,继续深挖,在木板下发现了一张腐烂的皮革,竟然是一张藏宝图。然后“我”就带着宿舍的室友们开始挖掘。中途挖出过抽了让人兴奋的马鞭草,还挖出的一个装有一身腐朽的铠甲的木箱,于是在一场高年级与低年级中的械斗中,舍友丁炜阳就穿上这副溃烂的不成样子的青铜盔甲。

  胡波太渴望抓住什么来打破日复一日的无聊与平庸。他写: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灰暗得可怕,你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扯开点什么,才看到一丝自认为的美好之物,但之后,只要你懈怠了,灰暗会重新堆积。

  胡波常在小说中找“出口”,大象是一例,他在《一缕烟》中写了一只鸡也是如此,他写:

  我也是刚来,看见那个电线杆没,我刚转过来的时候这只傻逼鸡就立在那,我过去它往后跑,结果后面有只狗。愣神的当儿我就把鸡抓了。

  ……

  隐约中我听到了在这平房的另一侧有鸡叫,是那只被鞋带拴着的鸡,听到那鸡叫,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离我远去了。我在南方的潮湿里待了四年,房屋里的霉味后来成为一种令人安心的气味,霉味和松节油混合在一起,是一种浓郁的香气。而此时的房间只剩下干瘪的松节油味道。那鸡叫在黑夜里压抑得像一个核桃被挤压掉。

  除了写动物,他也用生活里的某个细节来象征,如《静寂》中他写:

  我总想占点小便宜,在家的时候从不喝水,到了办公室,就站在饮水机旁,瞄着助手工作,喝口水。我这个职位的前任在出车祸之后,我曾拎着水果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你找一个地方站着,喝几口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胡波的好友在回忆他时说:他专注、执拗,不苟言笑,看人直勾勾的,常使人尴尬,“头发乱得像几个月没有打理过的杂草 ”“一双眼神迷离的眼睛藏在镜片后”。胡波在大家面前偶尔有长久的喑哑,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日常的黑暗与混乱中尝试抓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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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裂》中充满了对于“出路”的叩问,比如《大裂》的序言中他就引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中的:

  离开这里的路多得很。有一条是通向康脱拉的,另一条是由那边来的,还有一条是直接通向山区的。从这里看到的这条路我倒不知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说完,她用手指给我指了指屋顶上的那个窟窿,就在天花板破了的那个地方。

  胡波不停地问出路在哪里,如胡波在《大裂》中写:

  我为了寻找黄金耗费的若干年里,在接近着那个不知深埋在何处的事物中,我一点也不清楚构成每个人时光的奥义。寻找黄金将带出一个有意义的时空,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停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此处,并在荒原里寻找可以通向哪里的道路,并坚信所有的一切都不只是对当下的失望透顶。

  可是这每一次的认真的叩问,得到的却都是一个荒诞的、甚至是戏谑性的解答。比如《荒路》中,“我”和妻子坐藏民的车子进藏,中途司机和一个人把我拉下车,他们二人冲上车关上车门。“我”找到一块石头后返回砸死了司机为妻子报仇,却后来在网吧遇到了妻子。

  胡波在《猎狗人》中写自己捉了一晚上狗凌晨回到家:

  我父亲通常会在五点就起床,他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他身体僵化,行动缓慢,他起床之后会去厕所憋半个小时的尿。

  我说:“你要吃什么?”

  “面条。”

  我去厨房烧开了水,煮了面条,我给两个碗倒了酱油和麻油。我父亲坐在一个几乎是给弱智设计的椅子上。

  他说:“你做什么了?”

  我没说话。我一直想着那只坏掉的眼睛和吐出的舌头,上面沾着土,让我觉得好像沾在自己的眼睛上。我用手揉着眼睛,但还是很痒。

  我说:“我们还要活多久?”

  他伸出手,颤巍巍地挑起几根面条,说:“这面条太软了。”

  生活就是大型的“鸡同鸭讲”现场。我们会在无数个场合发现对话的困难,没有人能真正设身处地的理解另一个人的困境,没有救世主,没有英雄。我们被社会训练出在各种场合随机应变的本领,可是胡波是时时刻刻怀抱着痛苦与不满的人,《大象席地而坐》中满当当的对于各种苦痛的揭示则是如此,没有一刻休止过的孤独、愤懑灌满了3个小时50分钟的片长,胡波无法对电影长度做裁剪,正如他无法对自己的痛苦删繁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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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抵达


  《大象席地而坐》的主演章宇说:“他孑然前往,率先抵达。他再不会被消解掉,他再不给你们、我们和这个世界,任何一丝消解他的机会。”

  胡波的确是“率先抵达”的人,很多人讨论胡波的死时都谈到他那条“贫困交加”的微博:“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

  这些都可能是诱因,但不会是根本的原因。《大裂》是他24岁到28岁间写的作品,胡波在后记中写:“我去除了语言的修饰,又剥离了美化和塑造,将写作看作直面生活最有力的方式。于是从其中得到某种力量,以对抗世界的灰暗。我二十二岁开始读大学,整个青春期都很焦虑和挫败,往小里说,这些小说讲述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了解到的关于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生活。往大里说,这些小说写的是城市、毁灭和末世感,关注的是个体对存在的失望。”

  《大裂》中的故事太接近于生命的苍凉底色:我们终将走向黑暗,这一生是从一个温暖的坟墓去到一个冰冷的坟墓。而这过往的种种即便是顺风顺水,多年后回望也不免凄凉,更何况我们历经坎坷,胡波率先看到生命的徒劳的本质,无论是《大裂》里用几年时间掘洞,还是《大象席地而坐》中一行人的奔逃,都是短暂性的对无意义和黑暗的一种对抗。

  胡波的意义需要时间来证明,正如骆以军所说:“他作品中那超荷的忧郁、愤怒,或正是这个国度里的青年切肤、呼吸、每一毛孔感受到的忧郁。我想一百年后,人们观测这个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活在怎样的时光?那时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可能并不总是一个解离的、纷乱光影的、楼盘如蕈菇暴长的、选秀节目和无聊大制作电影充斥的时代,我觉得未来的人们,会拿起胡迁的小说,若有所感地读着。”


责任编辑:霍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