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原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齐聚“海上博雅讲坛”，展开一场题为“新时代，‘古籍出版’再出发”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分享会。活动由上海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业务顾问陆国强主持。此外，在 “国风古籍节”之际，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于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向广大读者集中展示“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获奖图书。

“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

讲座现场

　　古籍整理：小行当里的大作为

　　通常现在把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书，1912年后用传统写法、印刷的书以及出土文献都纳入古籍范畴。实际上，古代文人看书、刻书、抄书、藏书等一系列行为就是早期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未经整理的古籍艰涩难懂，整理之后才能为现在所用。看似微小的句读、标点、注释，事关中华文化的解释与传承，“虽然古籍整理是很小的行当，但是意义很大，大到我们传统文化绵延不绝。”高克勤说。

　　古籍整理工作是保护中华文脉、延续中华文化抢救和传承的工程。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今天所见到的大量古籍遗存也只是古人创造文化典籍的极少一部分。“我们经常说‘十不存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多的文化创造，扛住了毁灭，扛住了摧残，保存了古籍，中国文化才保存下来。”顾青说。得益于中国古籍的整理与传承，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才能实现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

　　上海古籍书店内展出了2008至2017年的37家出版社的获奖图书，约600种。“能够参加全国古优秀古籍评奖的书都是名副其实的好书，一等奖尤其是，这些是我们业内成果的展示。”宫晓卫说。

　　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间，是中国古籍大规模整理与出版的阶段。许多古代遗存重新出版，经史子集中重要的典籍都有很好的整理本，出土文献的影印整理出版也有较大突破，如从国外藏馆拍摄流失敦煌卷子等资料，出版社将来自俄藏、法藏、英藏等敦煌卷子影印、整理和出版，推动了敦煌学的研究。

　　古籍整理出版规模浩大之外，地方古籍社成立、古籍社长年会制度化、全国古籍图书评奖回到正轨以及《中华大典》修订完成，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古籍整理出版繁荣发展的表现。齐鲁书社是第一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各地把自己地区文化、古籍整理做得有声有色，形成了整个古籍整理的局面，全国古籍整理的工作向前推动了一大步。改革开放40年里所做书的质与量都非常瞩目。”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说。近十年来，《江苏文库》、《浙江文丛》、《广州大典》等多个地方古籍整理相继启动，这也是今后古籍整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古籍整理的黄金时代应该做些什么？

　　谈到新时代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未来发展，几位总编不约而同谈到了数字化、文献深度整理、人才队伍等。

　　基本文献的深度整理是新时代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文献的深度整理需要专业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判断，如敦煌卷子中有佛经和非佛经，都需要做学术判断。“文献深度整理，仅仅影印不够，我们希望经过校勘、标点，甚至注释，能够被大家真正使用，需要有专业人士把这种古籍整理工作做起来。当下是中国古籍整理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顾青说。

　　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出版探索发展的新方向。作为古籍出版的老大哥，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如成立专门做古籍数字化的公司、开发“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刚推出的专业门户网站“籍合网”开创了古籍整理的新模式，通过提供在线编辑与协作，实现全流程的古籍在线整理和线上成果发布。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可以发布各种招募令，读者、传统古籍爱好者都能参与到古籍校对、编辑、审稿的工作。同时，这里有传统文化爱好者的专属社区，用户可以在社区互相交流、学习。“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续编》，两亿多字，压力很大，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建立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大家可以在线上一起做。我们在全国招募了几千位大藏经的爱好者，来参与编辑的工作，形成古籍整理新生态。中华书局出版社之外，有大量的高手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每个月能够完成的校对量和编辑量增加，大家一起完成重大古籍整理项目。”顾青说。技术加持为古籍整理开辟了新的空间，也开启了加速器，古籍整理的速度、规模、效率、质量都有所提升。

　　数字化为古籍整理带来了便捷，但古籍整理的标准没变，古籍整理者依然要做得了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古籍整理要有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和自豪感，要有定力和责任把古籍出版一代一代传下去，创造古籍出版再辉煌的40年。”高克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