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其著名小说《洛丽塔》在文学和市场两方面的成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纳博科夫还是一位优秀的文体家——在嘲讽和挖苦名家名作上尤其“优秀”。对他来说，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毫无意义；庞德“肯定是二流；《死于威尼斯》写得愚笨，《日瓦戈医生》是“夸张和糟糕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冗长而混乱”；福克纳的南方编年史被认为是“杰作”只不过是荒谬的“错觉”；至于海明威，他第一次读就觉得，“什么钟啊，种啊，公牛啊，真让人受不了。” （1967 年，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的采访，后见于《与纳博科夫的对话》）

　　很难想象有谁能入得了纳博科夫的法眼，哦，他挺喜欢普鲁斯特的，但还是说了“‘麻木’（stupor）是‘普鲁斯特’（Proust）的变位”这种话。

　　他曾略带自嘲地说挖苦名家名作是他的“本能”，但在很多人眼里这显然是固执和偏见。如果仅仅从访谈中看他“怼天怼地”，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如果进入到他更广阔的文本世界，或许我们就能理解这些批评背后隐匿的文学抱负和价值判断。

《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三本书书影

　　今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将纳博科夫的三部文学讲稿，即《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出版，使我们有了更加接近纳博科夫的机会。日前，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作家张怡微来到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以“拥抱全部的细节”为题，与读者分享了三部文学讲稿呈现的纳博科夫。

　　导读前言是读书的大敌

　　194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先后在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纳博科夫自己为这张照片写的图说是：纳博科夫，小说家、昆虫学家和国际象棋分析家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执教期间，纳博科夫开设文学课程。为此他精心撰写了大量的讲稿，后经整理和编辑出版。其中《文学讲稿》专注于欧美作家，对简·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七位大师的七部名著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与探讨。《俄罗斯文学讲稿》则聚焦俄罗斯的六位重要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以此绘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光谱。《<堂吉诃德>讲稿》阐述了对塞万提斯其人其文，以及《堂吉诃德》这部传世巨著的独到见解。

　　“他看文学作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因为他在文学讲稿里呈现了有不同的主体，尽管是个老师，实际上他也是读者。纳博科夫特别反对那种按照既定观念切入一本书，他希望出现的是赋有想象力的东西，就是能读出自己诗意来，读出自己的想象来。”这让梁永安特别有共感，他觉得一本书最可怕的就是导读性质的前言，讲一大堆理论把书模式化，非常影响读者的体悟，甚至会造成“集体的互相遮蔽”。

　　显然，在纳博科夫那里，世人对名家名著的推许无非是类似导读前言的东西，所有放在他眼前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崭新的，由此而出的评价往往既有观念大相径庭。纳博科夫始终在努力避免集体的遮蔽。

　　比如读《堂吉诃德》，一般是将堂吉诃德和桑丘看成截然对立的两类人。“堂吉诃德的流浪性、挑战性在人类生活里是特别稀有和珍贵的，有点疯疯癫癫，但是清醒的疯癫。桑丘这类人看着有点倔，但他有一种很世俗的眼光。”但纳博科夫不一样，“他看到这两个人浮浮沉沉，然后互相影响、互相结合，最后两个人的身影汇成一个影子。”梁永安认为，这才是体悟出人类复杂性的解读。

　　要沉思，但不要苦大仇深

　　虽然只是授课讲稿，但纳博科夫实际上为之付出了很复杂的人生准备。他童年在俄罗斯，后来在西欧生活了20多年，最后移居美国。他语言天赋非常好，精通斯拉夫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因此，张怡微看到，“他的讲稿跟其他讲稿非常不一样，他始终在纠正翻译错误，非常讨厌翻译得不准确。”

　　“（语言背景带来的）不光是翻译的问题，他自己创作的定位也会受语言影响。”梁永安说，《洛丽塔》在一开始被认为写得很邪恶，但纳博科夫实际上表现了一种语言之间的追逐关系：“他母语是俄语，来到美国用英语写，这两个之间始终有一种追逐关系。俄语追逐英语有一点精疲力尽的感觉，所以纳博科夫自己说洛丽塔代表英语，亨伯特代表俄语，这两者之间就变成似乎得到、最后又失去的关系。”

　　纳博科夫脑子里有一个根本命题，那就是“文学关乎语言的享受”。梁永安提醒，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是构思好整部作品，然后一字不漏地写下来，由此可见，“语言本身是有生命力的，语言本身会像藤蔓一样生长。”这种生命力，在写作过程中就会带给作家以语言的愉悦，纳博科夫就是特别能辨认语言之悦的那一类作家。

　　在梁永安看来，纳博科夫兼具了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两方面的特点。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先天具有沉思性和孤独性，“是皱着眉头的文学，是在火炉边不停思索的文学，所以会出现像《父与子》那样的一批作品。”而美国文学则是秉承其国人性格里的冒险、锐进和乐观精神。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沉思性，但是将其中苦大仇深的味道替换为了美国式的幽默和灵动。

　　“一方面他写得非常有才气，有一种魔法师的灵动，那是俄罗斯传统文学里面不具备的。同时它又有一种非常强的追溯性，对某一个问题在作品里面持续不断深入地去触及、思索。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表层和深层语言的叙事，与内在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张力，有很大的不一样，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创作和批评风格。”梁永安分析道。

　　极致细节的追问下，他发现那些大作家都在乱写

　　纳博科夫式的批评，并非仅仅出于审美和文学观念，还来自于他对细节、对准确性的追求。

　　除了文学世界里的身份外，他还是地地道道的科学家，细致点说是鳞翅目昆虫学家，再细致点说是蝴蝶专家。

　　他的蝴蝶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程度？1941年到1948年，纳博科夫每天在显微镜下工作达14个小时。那几年他在蝴蝶研究上获得了许多成就：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利用生殖器解剖的方法对南美眼蝴蝶进行了系统分类，发现并命名了许多眼灰蝶，特别是提出一个大胆假设：南美洲的一些眼灰蝶是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过去的。

　　在科学家的世界里，准确性是审美，创造性是正义，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业余爱好中去，使他成为了国际象棋分析家，在文学领域，使他近乎执念地追求细节准确和整体平衡。

　　“通俗来讲，他很直男，讨厌模糊的东西。《变形记》里一个人醒来变成一个甲虫，他会问什么甲虫，什么形状，几条腿，什么颜色？讲墙纸，他会说什么墙纸，什么质地，什么颜色？”张怡微觉得如果自己是他学生的话，会很难受。

　　但是带着这种思维和眼光审视作品，就会发现很多描写都是混乱的。

　　“他喜欢画地图，他上课会非常明确告诉学生，你们在读乔伊斯的时候，你们就要把里面的地图画出来。讲到《安娜·卡列尼娜》时，他要求学生画主人公坐的车厢的整个构造。他甚至要求学生知道简·奥斯汀描写的那些风物到底是什么状况。当用准确性的尺度来衡量堂吉诃德，就会发现写得很乱，地方走得也不对。”尽管不喜欢这些作家，但张怡微看到，纳博科夫的这些批评，是在做了大量的文本细读之后给出的，“深入到每个章节，每个人物，所有的事件，他都做了整理”，绝非无的放矢。

　　另一方面，对蝴蝶和昆虫的研究，使纳博科夫始终在追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这种追溯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创作当中，比如《洛丽塔》。

　　“人不可能永远控制在社会性、文化性里，也有动物性、自然性的一面。所以《洛丽塔》里，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情感关系、审美关系，还有一种追逐狩猎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时间线不一样，一个是回溯式的，一个是向前的，但误读让亨伯特开始追逐。”梁永安觉得，纳博科夫的作品值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读，会给人带来改变。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洛丽塔》值得每个男孩子都读一读，会让你对生存有一个深度推进。”梁永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