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史学大家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朱维铮先生的著述很多,生前分散在多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初,中信出版社从朱先生夫人王桂芬女士处获得大部分著作的出版权,并计划推出著作集共8本,其中第一批先行推出3本:《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和《壶里春秋》。这是朱维铮先生著述首次有规模集中出版。这些著作,在朱维铮先生生前皆经他本人多次审订,这次的新版,尽量核对相关引文,且订正了一些明显错误。
朱维铮
朱维铮先生倾三十年之功撰写的《走出中世纪》,后来的《音调未定的传统》都集中了他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精思,以至一版再版,嘉惠后学。不拘陈说,用新的史料、方法和思想去审视那些靠不住的旧结论,是朱维铮先生治学的重要特征。
《走出中世纪》是一部论述明清帝国专制及近代历史变迁的力作,表达了“文革”后学术界经内省后的反思精神。其中反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专制体制下的人心和人性问题、满汉矛盾中的社会危机问题、“西学”输入的艰难处境问题等等,都因其独到的眼光、意外的材料、尖锐的思想、深湛的功力,影响了几代学人。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中信出版·大方,2018.8出版
朱维铮先生把自秦朝至清朝的历史称作中国的“中世纪”。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无不擅长将儒学的某种形态,经过重新诠释,变作钦定意识形态的支柱,即所谓经学,强迫人们信仰它,使它具有浓烈的宗教气息。“以经术缘饰吏治”的要诀,由董仲舒开始,在中世纪一直沿用。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使天下无异议的安宁之术。而被后世尊为儒家代言人的孔子,不过是专制的中世纪文化的一种装饰,被权势者们高高捧起,又重重摔下。当一个思想家的观念和立场转变,明显与他的那套学说以及学术内在理路的走向不相符合时,朱维铮先生总是转而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去理解,求得这个思想家的观点和立场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的原因,所谓“学随术变”。
朱维铮先生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主张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乃至于学术史、经学史,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恒定不变的“传统”,要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音调未定的传统》即是朱先生对文化现状“信而犹疑、疑而复信、将信将疑”的心态的体现。
《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
中信出版·大方,2018.9出版
他厌恶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令人会心。《壶里春秋》中235篇精炼短文,既是朱先生50年学术论著的精义合集,也是专为普通读者编写的大家小书,全景式呈现中国文明的层层剖面。
《壶里春秋》
中信出版·大方,2018.8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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