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璋
1980年,44岁的罗新璋从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杂志社做了17年中译法的学者,其实对法译中情有独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与著名翻译家傅雷通信往来,还花了4年时间手抄200多万字的傅雷译文。外文所前辈钱锺书点拨他:“照你的情况,不如翻译几本喜欢的法文书。”于是,罗译本《特利期当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巴黎公社公告选》接踵而至,“傅译传人”的美誉在读者和学界流传开来。
站在傅雷的肩膀上
“我的翻译全靠学习傅雷,才有了一些小本领。”罗新璋回忆,1957年他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受“反右”影响,没能去成原定的分配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而是进入了国际书店,整天与订单、发票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傅雷的翻译。
1960年,罗新璋在东单市场发现了一部法文版十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要价35元。当时,他的工资不过每月46元,但罗新璋还是攒了两个月的钱,买了下来。
“最初,我是对照原文看傅雷的翻译,把一些好的译文抄在法文书上。没有这套书,就没法抄进去。”罗新璋做了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傅雷总共发表了275万字的译文,而他抄了255万字,“有20万字译文没抄,那是因为我买到的法文书行距太窄,写不进去字,但也做了笔记”。
罗新璋尝试着把自己的习作寄给远在上海的傅雷,很快收到了回信。面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习作,傅雷没有客套应付,而是严肃地指出了问题:单独看每个句子,译得都没错,但是通篇来看,每个句子各自为政,不够连贯。傅雷教给他改进的方法:自己作文写信,行文往往会比较流畅,翻译作品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经过四年磨砺,对于傅雷译作中的经典译法,罗新璋已烂熟于心。《红与黑》中有一句话,如果依照法文直译,可以译作“用一种外交家的神情看着妻子”,但他会想到《欧也妮·葛朗台》中,傅雷把一句类似的话翻译成“老谋深算地看了她一眼”。
“傅雷的翻译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原文的内涵表达出来了。”罗新璋说,在傅雷200多万字的翻译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有的让他受到启发,有的甚至可以借用,“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占了点儿便宜。”
2004年到2006年,罗新璋应邀赴台湾师范大学讲学。罗新璋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从傅雷的翻译中选出200个例句,分成20种译法,向台湾学子介绍傅雷的翻译方法。
“年轻人看到傅雷是怎么翻译的,就会有所启发,比较容易进入。这些例句是从200多万字中像大海捞针一样捞出来的,如果出书的话,担心不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罗新璋希望,天假以年,能把这项工作尽早完成。
“苦读”之后是“苦译”
在台湾讲学的三年,罗新璋还做了件“出格”的事——编了一部《古文大略》。
“做翻译,外文好当然是基础。傅雷的翻译之所以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法文好,理解得深。但是搞外译中,中文也要好。有时候,我们能体会原文的意思,但如果中文的词汇量不够,就表达不出来。”罗新璋认为,中文能力的养成需要靠长期阅读积累,熟读古文选本是一条捷径,但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古文观止》等古代选本中收入的先秦古文,存在一定困难。于是,他根据当下青年翻译的实际情况,编写了这部180篇文章的《古文大略》。
“《古文大略》选文以汉以后的文章为主。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说‘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提高翻译的文采,这也是一个取巧的办法,所以还选了15篇骈文。”为了让青年人了解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罗新璋还把支谦的《法句经序》、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等翻译文献收入其中。
平时上网,看到一些年轻人把外国的诗歌翻译成典雅的“诗经体”和“离骚体”,罗新璋感到很欣喜:“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那时候是苦读的办法,有所本才能有所发挥。”
罗新璋不仅年轻时“苦读”,年近花甲翻译《红与黑》,也堪称“苦译”。那时,他每天早晨4点到7点连续工作3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不是翻译,而是反复阅读《红与黑》的法文原文。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这是‘悟而后译’。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译出来,而不是照着字典翻译。”按照每天1000字的速度,罗新璋用了两年的时间,数易其稿,才最终交出《红与黑》的译文。
如今,在市场的驱动下,译作的出版周期往往非常短,留给青年译者“苦读”和“苦译”的时间越来越短。在罗新璋看来,人的才思不同,翻译的速度有快有慢,但对待翻译的态度都应该是认真严谨的,“傅雷比较花工夫,他的文字也很讲究。朱生豪就曾用一年的时间翻译了18部莎士比亚戏剧,其中的《哈姆雷特》至今无人能及。”
罗新璋希望,青年译者能本着对原稿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更加谨慎小心,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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