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周作人

　　2017年度安徒生奖近日在安徒生故乡丹麦奥登塞市颁发。中国青年学者李文婕获此殊荣，成为继林桦(1997年)和石琴蛾(2006年)之后，第三位荣膺此奖的中国人。在题为“中丹交流之桥”的颁奖致辞中，丹麦文化中心秘书长迈克尔•梅茨•芒兹赞赏李文婕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安徒生童话进入中国的途径和历程”，而且“增进了中丹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巩固了两国之间重要的文化纽带”。

丹麦文化中心秘书长迈克尔•梅茨•芒兹为李文婕博士颁奖

　　在新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安徒生，解读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的传播对讲好“中国故事”有哪些借鉴意义?带着这些问题，光明网记者对李文婕进行了专访。

　　“童话作家安徒生”，被简单化的时代先驱

　　记者：近8年来您一直从事与安徒生童话相关研究，您获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和体会?

　　李文婕：研究之初我并未预见到安徒生及其作品意义的丰富性，而仅将其当作儿童文学作家的童话作品。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体会到安徒生在中国经历的逾百年的译介时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在不同时期的特征。

　　与此同时，随着对安徒生童话的丹麦语原文、英文译本、中文译本的细读与对比，以及对安徒生生平的详细了解，我感受到安徒生童话故事意义的丰富性，也意识到正如安徒生本人所强调的，他的童话故事不仅写给孩子，也写给成人。

　　安徒生是一位自觉的、严肃的作家，更是一个在社会转型时期热情拥抱现代化和新科技的先驱，他的童话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哲理性。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他的作品值得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与意义挖掘。把安徒生仅仅当作一位童话作家虽称不上误读，但却有将其简单化的危险。

　　记者：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被译为150多种语言，这些故事为什么能够具有世界性?

　　李文婕：在安徒生童话中，中国读者普遍喜欢有励志意义的童话故事，小人物如何奋斗慢慢走向成功，具有教育意义。丹麦人可能更偏爱《笨蛋汉斯》这类幽默诙谐、不遵循世俗逻辑的童话。

　　其实，在这些童话故事里能够看到安徒生的多面和丰富性——他是有喜怒哀乐，有欲望的人。他的作品里充满爱，不只适用于孩子，这种爱更适合成人。在中国如此，在现在的欧洲亦是如此。

　　他教读者怎么跟自己，跟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境遇达成和解。他对普通人饱含情感，因为他也从这个阶层来。

　　安徒生童话里的人物都不完美，有小心机，小心思，小蠢笨，像离我们很近的身边人。我认为，安徒生童话描写了人最基本的爱恨情仇与欲望，他对人性的弱点和可贵看得清楚，这些是跨越时空的。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最能打动读者的也仍然是故事中丰满的人物情感。

　　中国不同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解读

　　记者：早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安徒生童话就被介绍到了中国。请问，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如何一步步传播和发展?

　　李文婕：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兴起于文学研究会成员以及受过西方教育的新知识分子中，他们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安徒生童话的中译起初并非主要提供给普通百姓和儿童，而是作为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范本推介给中国的作家文人学习、模仿。后来，随着新知识分子的大力译介，才逐渐在普通读者和儿童中获得广泛认知和好评。

　　三十年代早期陆续有针对青少年读者的中文译本出版，也使安徒生童话故事渐渐得到更多小读者的喜爱。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处于动荡时期，安徒生童话也受到了质疑。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安徒生童话等西方童话作品包含了太多脱离社会现实的情节，无法让中国儿童认识家国重任。这一阶段，当时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译介没有太多发展。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受苏联文学审美的影响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安徒生也曾被解读为现实主义作家，甚至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为普遍认为他为穷人说话。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译者重新翻译安徒生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期。继五十年代之后安徒生童话故事中文译文继续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逐渐成了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存在。

　　如今，很多文学作品会引用安徒生童话或将其用作文学隐喻，比如“皇帝的新装”和“丑小鸭”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俗语。而其他外国文学很少能成为中国的典故。

　　记者：安徒生童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安徒生本人也在多部作品中提及中国，表达了丹麦民众对中国的向往。请问，安徒生童话在中丹两国文化往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文婕：对于中丹两国的文化往来来说，安徒生就像文化大使，安徒生童话故事就像丹麦的文化名片。毫无疑问，他们为丹麦在中国民众中树立了正面积极的、亲切的国家形象。这当然有利于两国的文化交流。

　　然而，安徒生及其童话故事在中国经典化的结果，可能也造成中国人对他们及丹麦的刻板印象。人们对安徒生的了解停留在“童话之王”的理解上，对丹麦文化的印象也往往流于抽象和表面，认为丹麦仅是一个北方寒冷的、美丽的童话王国。

　　对这些影响的调查也是我目前的研究重点之一，我希望进一步揭示这些抽象的、正面的印象是否普遍存在以及是否会使中国民众对丹麦产生片面了解。

　　文学译介能够跨时空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在您之前，一代代前辈倾尽心力从事安徒生童话的翻译研究工作，您认为这些努力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李文婕：首先，翻译是一种阐释，以译者为核心，同时受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因素、出版因素等共同影响。一个文学文本的经典性，也决定了它有多种可阐释的可能。不断重译的意义就在于赋予了作品新的含义。

　　安徒生童话最开始出现过文言文和早期白话文译本，后来又出现了动画作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展现形式，包含着译者的用心良苦，是在与读者对话。

　　中国对安徒生童话的研究已有百年之久，我在做博士研究时，李红叶、王泉根、李丽、王蕾等学者的论著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使我的研究才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

　　记者：安徒生童话是丹麦文化输出的重要代表，您认为青年学者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文化魅力?

　　李文婕：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为丹麦国家形象建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安徒生童话故事译介等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的影响力是可以超越时空、政体、甚至意识形态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传播接受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文学译介在文化传播和形象建构方面的社会功能，反观通过多维度、多媒体、多渠道的方式进行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探讨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可能性与有效方式。

　　同时，我始终认为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兴起于双方对彼此的兴趣与探询。因此，让丹麦民众了解中国民众对其文化和文学经典的长久兴趣，也会激发丹麦民众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