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工作室的艺术家正在忙碌 资料图片
最近,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红遍中国市场,让一些不爱看动画电影的人,也纷纷去凑了一把热闹。
中国动画什么时候也能像日本、美国好莱坞那样,在全球赢得文化话语权和软实力?这个问题一直是横亘在很多动画从业者心头多年的心结。
也是最近,首届乌镇国际未来视觉艺术计划在乌镇北栅丝厂拉开帷幕。主办方之一,正是世界顶尖的特效团队维塔工作室。它拿下了5个奥斯卡小金人,参与了《指环王》《阿凡达》等一系列大片的服化特效等制作,享有很高盛誉。
当一批艺术大咖云集乌镇,共同为中国的视觉艺术把脉时,我们试图从中理出一条线索,探究中国动画究竟缺什么,需要补什么。
热情第一,技术最末
理查德·泰勒是维塔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究竟什么样的员工才能成为维塔的一员,几乎是行业优秀人才的标准。
于是,一些中国同行直接询问理查德·泰勒,他的招聘标准是什么?出乎意料,理查德·泰勒回答:第一是有热情,第二是能坚持,最后才是有能力。如果一个人,把能力放在第一,而把热情放在最后,他不会聘用。
维塔工作室的面试很不寻常。应聘者走到门口时,理查德·泰勒会主动前去握手,眼神交流,领进门,然后在3米以外让他坐下。此时,应聘尚未开始,但理查德·泰勒已经心中有数他会不会聘用这个人。因为,他已经从此前一系列过程中,感受到对方是否真的热爱这个行业。
“27年来,我面试了上千万人,很少出错。我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自信。”理查德·泰勒说。
为什么热情如此重要?因为维塔的很多项目不是制作一两年,甚至不是四五年,有些可能要花七八年时间,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时候,员工已经趴下,工作到凌晨三点,依然找不到灵感。这时候,他需要热情,需要坚持,需要一份动力,才能继续从事这样创造性的艺术工作。
一位电视剧制片人也举例,她在洛杉矶雇用了约30名动画师,当中有的人经验丰富,有的只是学生,但通常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往往还是学生。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并不想花更多精力和时间,反倒是学生更具热情,把动画视为毕生梦想,怀揣着梦想创造人物角色。
热情对动画这个行业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真人电影几个月就能拍完,而动画电影完全无中生有,需要一帧帧画出来,所以制作一部动画电影的周期特别长,一般7年以上是家常便饭,需要几百个人的团队一起工作如此之久。整个过程中,但凡没有热情,没有坚持,动画人是很难熬到最后做出一部好作品。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在制作《小兵张嘎》的动画版时,历时6年,眼看着一年年过去,合作的国内动画公司一一倒闭。他笑言,自己不能再做下去了,不然又会拖垮几家。
这就是动画电影。它背后需要那么多的人,特别考验梦想、热情和耐心。
令人感叹的工匠精神
10多年前,孙立军第一次踏上新西兰的国土,直奔维塔工作室取经。
那天,理查德·泰勒拿出一把弓箭给他看。孙立军用“震惊”来形容这样一个小小的弓箭。它在电影中不过是一件普通道具,但精细到无法辨别真假。“这就是我们现在缺少的工匠精神。”孙立军感叹。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师张小兵,同样在参观维塔工作室后,用了几个类似的词:创新、自信、工匠精神,专心把事情做到极致。
他和孙立军一样,为国内作品缺乏工匠精神而可惜。“中国投资人谈的都是票房,很少有投资人谈这部电影怎么才能做得精致。”
对于投资人,孙立军的体会更深。几十年来创作动画的过程中,最困扰他的就是中国市场不需要原创,或者说对原创并不尊重,大量的模仿作品一批又一批。只要出来一部票房不错的片子,马上有一堆模仿品居上。哪里赚钱,所有的资本都会跟过去。
比如《大圣归来》,票房和口碑都不错。据他所知,目前在国家电影局备案的类似片子超过百部。这意味着,有上百家公司想要拍《大圣归来》这样的电影。
可以想像,这是何等浮躁的创作环境。
多年前,孙立军带领一帮学生成立了北京“421工作室”。“421工作室”长期在动画和特效领域的默默耕耘,得到理查德·泰勒的好评。理查德·泰勒甚至认为,它可能就是中国的下一个“维塔”。
收获如此好评,本应该意气风发。但是在乌镇见到“421工作室”总裁肖甦时,他显得十分平静,与记者聊起中国动画的种种时,更像一部“动画人的血泪成长史”——
有投资人第二年就要求回报,但动画电影实在做不到; 也有工匠精神屡屡受挫,环境给不了他精细打磨的空间与实践;手下的团队离开、跳槽,等等。所有这些故事,都与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动画发展的人,境遇类似。
如今,肖甦已经从动画导演向制作人转型,他也把合作对象转向国际市场,正在筹备的一部动画,有国内投资人,也有国际投资人。
他相信,找到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工业流程,才会有耐心,容得下工匠精神。
为一个头盔,走遍六国
导演郭帆从小到大的梦想,是拍科幻片。他想完成一个视听的奇观,但所有这些最终都指向中国电影工业薄弱的水平。
比如他想做一个头盔,在中国很难吗?郭帆找了一圈发现,确实很难,完成不了。比如照明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呼吸的问题、恒温的问题、说话时面罩里面会不会起雾的问题等等。
郭帆意识到,核心在于我们的工业化人才实在稀缺,所以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头盔,都无法解决。最后,郭帆只能找外援。在筹备的一年多里,他跑了很多地方,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几乎走遍了所有知名的特效公司和技术公司。
动画产业人才的缺乏,还体现在教育理念上。
维塔工作室的艺术家约翰·豪把想象力比喻成感冒,它是不可控的,一直想闯到外面的世界。想象力不是一段独白,而是一段对话。
每次到艺术学院教课,约翰·豪都会提醒那些专业学生:去读书,去散步,去博物馆,远离互联网。互联网确实可以帮助他们丰富知识,但是他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灵感,走出去见更多的人,见更多的艺术。
约翰·豪的这段话让孙立军立马意识到,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有时候过于偏重技法训练,而忽略了对创意的培养。
除了教育理念,也有现实环境的制约。
郝焉此前在美国学的是如何当一名制片人,回国后发现,国内居然是反过来,导演慢慢往制片人发展,这让郝焉有些吃惊。因为在美国,一个制片人可以同时开发20个项目、雇20个导演去完成片子。但如果中国导演自己兼制片人,他不可能开发20个项目,再雇自己导20个片子。
郝焉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往制片人体制发展。
即使在人才上,我们已经不缺好技术、好导演、好编剧、好制片,但是仍然缺乏视觉产业的组织者和领军者,就像维塔工作室的理查德那样。可能中国缺少N多个理查德,缺少一批有技术、有艺术,又有产业精神的综合领军者。
但最缺的,还不是人才,而是一个更大的老话题:人文精神。
做了这幅图,我们才懂什么叫文化
郭广宇是零食品牌“三只松鼠”的总裁。三只松鼠的成功秘诀之一,是三只可爱的小松鼠在跟消费者沟通,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牌子。于是最近,三只松鼠也开始在动画产业布局,准备筹备一部动画。
当郭广宇想做一部能够从文化上影响人的心灵的动画片时,他反而困惑了。他想传达出小松鼠可爱的正能量,但是视觉体系究竟该怎样设计?如何有中国文化特色,又能向年轻人有效传达?
松鼠的原型设计几易其稿。这些设计有的中美结合,有的完全西式,郭广宇看来看去,总觉得违和。最后他发现,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凝聚起一个文化体系,当代人对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还没有形成一种审美观、价值观。这导致他不知该从何着手才是对的。
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丁英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觉得中国动画不缺好故事,只是大家不能很好地理解故事,背后原因就是这个故事是否具有好的人文观念。
比如,水晶石公司负责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清明上河图》制作百米动态长卷。制作历经两年,两年中,不断跟各种各样的专家访谈、学习,从城市管理、北宋民俗、市井文化到百姓人居特色等等。两年后,工程师们自己总结说:“做了这幅图,我们才懂得什么叫文化。”
无独有偶的是,在维塔的化妆秀上,一位概念设计师介绍工作经验时不断强调,他并不是一个物品、一个物品孤立地去设计,而是先查询大量材料。
他想借鉴非洲的文化灵感,那么他必须去研究非洲的历史、民俗、语言符号、宗教仪式等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随后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去想象角色拥有怎样的文化体系、怎样的价值观念。做完这一切“理念价值系统”后,才是设计具体的服装、武器、工具。这样做,无中生有的设计才会水到渠成,审美风格和谐统一。
比如《星球大战》里面的一个角色,尽管是“虚拟世界的虚拟人物”,但是观众依然有代入感,因为这个角色和长久以来人类的文化观念、文明体系是相通的,虚构依然能引发共鸣。
也许,中国动画做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想清楚,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建构什么样的人文体系。
缺席的工业美术
走进乌镇的一间会议室时,理查德·泰勒的反应和其他嘉宾都不太一样:他频繁抬头,观察天花板。原来,天花板上刻着牡丹花、祥云图案。这些中国文化元素,让理查德·泰勒的“职业病”又犯了。作为艺术家,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寻找灵感。
对于讲好一个中国动画故事,观众几乎达成共识:好的中国动画应该是从民族文化资源中吸取灵感。但为什么,大多总是做不成功?
有人反映,自己曾经看了一部国产贺岁片,一看就知道,它的美术团队一定有国际背景,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钢铁侠、霍比特人、指环王,连音效都是拿来主义的。个别画面,甚至让人一度以为“隔壁放《星球大战》的演员过来串门了”。
当我们频频模仿西方动画大片时,好莱坞却反过来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
很多西方艺术家都喜欢逛唐人街。有一次,维塔工作室的人甚至乘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到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就为了看成龙的《醉拳》。成龙的功夫片,深深影响了这些西方艺术家的审美。一位好莱坞导演告诉维塔工作室,他某部片子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中国的神鬼片。
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本民族的文化元素,成功融入动画电影中呢?郭帆有一个解释是: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是缺席的,所以在工业美学上,我们也是缺失的。
比如说紧身衣,非常不符合中国审美。斯嘉丽穿上以后就是“黑寡妇”,但是有些中国姑娘穿上就不太像;比如说机械装甲,外国人穿上以后就是“钢铁侠”,但是有些中国演员穿上,总觉得怪怪的。
在西方,“超级英雄”有很好的文化共识,从造型、理念到电影的核心主题,大家都很容易消化。但对中国电影来说,这些无中生有的人物设计就困难了。由于文化不同,我们对英雄的理解不同。我们有自己的英雄体系,有另一套评价英雄的价值观,能够引发观众共鸣。我们需要找到符合中国观众审美的、没有违和感的形式,而不是好莱坞动画电影怎么拍就怎么模仿。
中国故事和中国美学的问题,或许只能我们自己去解决。
再好的特效也不感人,因为你的故事不感人
电影,尤其是动画特效电影,近几年迎来一阵阵新科技浪潮。2016年,中国听到最热门的词之一就是VR,很多人因此畅想:未来的视觉艺术片会是什么样的?那一定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电影是艺术,也是科技。孙立军的实验室如今正在研究交互式电影。从此,观众也可以当一名演员,参与电影的情节,共同定制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孙立军自己做模特,扮演海盗,仅仅用了15分钟,电影就成了,成本大概不足1000元。以此类推,未来的电影院大概也不是今天的形式。
科技给动画创作者带来无限挑战和机会。然而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还是离不开内容,或者说核心的创意。看了维塔工作室的视觉展以后,孙立军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动画创造,无论运用多么高的科技,都不是复制现实,而是去创造、去想象一个未来。
有人询问理查德·泰勒,好的中国动画应该长什么样?他的回答十分诚恳,他说,好的中国动画不应该是好莱坞大片那样,弄不好技术上非常炫目,其实观众并没有融入感。动画最主要的核心,是对人的心灵有触动。
我们现在制片方动不动就投资上亿元,号称很多钱都用在特效上。然而特效出来却不感人,因为你的故事不感人。
一言以蔽之,科技创造了无限可能,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故事才是灵魂。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放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对中国市场而言反倒需要一再提醒。
崎岖的中国动画之路
2006年,中国动画迎来一个转折,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政策:晚上5点到8点限播境外动画片。孙立军表示支持,他甚至说,自己如果有四只手,四只手都会举起来。
然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互联网上点名骂他的人超过100万人次。比较理性的观点认为,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无异于一个温室大棚,保护毫无意义。不理性的直接开骂,有人发帖说:“我知道你家住哪儿,小心我拿板砖拍你后脑勺。”
戏剧性的是,几年后孙立军去日本时,一位日本外交官对他说:“孙教授,你是专家,我们拜托你,能不能给你们的政府建议,取消对日本动画的限播令。”
这条限播令禁止的只有晚上5点到8点,不过短短3小时而已,却已经影响到日本动漫行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在2000年之前,只有北京电影学院招动画专业,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0年,全国动画专业毕业生加起来也就100个左右,假如全部去做老师,每个学校一位老师都摊不过来。
可喜的是到2005年,中国已经有300多所高校在短短5年间建起了动画专业。此后,国家如果没有及时出台这样的政策,中国动画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甚至反而在2005年以后,每年有近8万毕业生面临失业或转行。
不要小看从晚上5点到8点的3小时,它好比是中国政府给动漫行业造了一个浅水区游泳,学生毕业以后想进入动漫行业,但他们还是孩子,只能带上游泳圈,在浅水区先试起来。
孙立军手头有一个国家课题,专门研究中国动画的创作环境,一些缺点正在慢慢克服。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不再缺人,也不缺钱,那么还缺什么呢?
这个答案必须追溯到六七年前。孙立军到宫崎骏的公司拜访,想当面请教。那天,制片人走出来说:“宫崎骏先生不在,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
孙立军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宫崎骏的作品这么畅销?它跟好莱坞不一样,好莱坞大公司有非常成熟的团队,而宫崎骏没有,但是他每一部作品都很成功。
制片人回答:“其实很简单,宫崎骏先生说首先是他自己喜欢。第二,他身边的挚友也喜欢。只要做到这两点,这部动画电影就会让所有人喜欢。”
道理,如此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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