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0日,《国学新视野》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汉学无分国籍国界——专访美国汉学家夏含夷教授》的文章,接受专访的嘉宾正是曾跟随 毓老师学习“四书五经”的美国留学生——夏含夷教授。
夏含夷(Edward Lou is Shaughnessy),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曾任著名汉学杂志《古代中国》(Early China)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周及战国时期的文化史、古文字学、《易经》等。重要著作包括《西周史料:铜器铭文》、《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古史异观》、《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等。2013年11月,夏含夷教授到香港出席学术活动,本刊藉此良机专访了夏教授,了解其汉学研究之路,并听取他对汉学在翻译、融合等方面的主张。
问
谢谢夏教授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可不可以先略谈您从事汉学研究的历程?
答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不少西方年轻人都崇尚“嬉皮士”,他们很多人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禅宗感兴趣,我也想一窥东方文化的特别、神秘之处,但是对禅没兴趣。不过,我发现一部中国古籍——《庄子》,觉得这本书非常了不起,我跟“嬉皮士”有所不同,他们今天留意西方哲学,明天却又对东方哲学推崇备至,我则比较专注一点。我看了《庄子》英译本以后,就想到是否应该学习中文,以便读懂并真正的领会原书的真谛。可以说,读《庄子》的原文是我那时的梦想。
左图为1975年的夏含夷,右图为1966年时的 毓老师
念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中文课,老师是香港来的,名叫梅英袏,广东口音特别重。当时我的专业是宗教,我就读的大学——圣母诺特丹大学,也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我的同学都是天主教徒,其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教义。我和他们不同,我学的神学是比较宗教。1974年大学毕业后,我决定到台湾去,因为那时中国大陆尚未开放。
夏含夷非常尊敬老师。图为2008年夏教授带同家人探望年过百岁的爱新觉罗毓鋆,与恩师合摄。
我在台湾三年,在日本一年,在亚洲共度过了四年时光,我非常珍惜,怀念这段时日。在台湾,开始时就学习普通话、学看文言文。1975年,农历新年刚过,便有友人把我介绍给爱新觉罗毓鋆老师。爱新觉罗老师在台湾极负盛名,他于生于1906年,与溥仪皇帝是同龄,过世时已是106岁高龄。他年幼时曾入宫陪伴过溥仪。他的老师也是赫赫有名的学者,包括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在三、四十年代,满洲国成立,他随溥仪到了东北,战后又辗转到了台湾。六十年代,开始有外国人师从他学习中国古籍经典,其入室的台湾弟子也很多。通常,爱新觉罗老师教的是“四书五经”,但他也教我读《老子》《庄子》《易经》等。我初期的汉学学习历程大略如此。
1978年,我回到美国进了研究所。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极其重要,对考古文学界来说也同等重要,有很多新刊物出版发行。譬如说,1978年,中国古文学研究会创立了,《古文字研究》随即出版,这对我的学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即已决定要研究《易经》,但是究竟研究《易经》的哪一方面还是不大清楚,既有可能是和道教思想有关的《易经》,也有可能是《易经》的源头。受到《古文字研究》以及其他考古发现的影响,我决定研究源头,其后一直都没有改变。1983年取得学位之后,我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此后一边执教,一边从事中国上古史、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工作,直至今日。
问
夏教授是周代文学史的专家,是什么原因令您对周代文化特别感兴趣?
答
我是研究《易经》的。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时候,要提交研究报告和研究课题,我就提出研究《易经》。进入研究生院后,我的老师是著名的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他在中国思想史方面颇为有名,其1949年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章学诚的。章学诚是清代的著名学者,著有《文史通义》。倪德卫研究的时候,把章学诚与明代的王阳明联系起来,再联系到宋明理学。然后他又发现王阳明和孟子之间的联系,所以花了一段时间大力研究孟子,研究孟子之时,我发现有几个语言问题可以利用甲骨文证据来解决。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甲骨文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以是教授的倪德卫就跟吉德炜学习甲骨文来。1978年我进斯坦福大学时,倪德卫学习研究甲骨文已近十年,但一直未有该方面的学生,我是第一个。
1980年,夏含夷与老师倪德卫(左)及著名文字学家朱德熙(右)合影。
倪教授非常热心,因为第一次有学生对甲骨文感兴趣,后来又有另外一位同学加入。学习甲骨文,当然要知道甲骨文的语言背景。甲骨文是商代占卜的记录。《易经》,按传统的说法,是西周初期的经典,两者都跟占卜有关系,我研究是否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我的博士论文,即是利用甲骨文联系到西周铜器铭文,作为语言背景资料。商、周是同期,语言环境和宇宙观也应同多于异。西周的经典,如《易经》、《尚书》、《诗经》,虽然不能说全都是西周时代的著作,但是《尚书》最古老的几篇,无疑是西周时代的作品,《诗经》中有一部分也应该是西周时代的。我亦感到需要把眼光扩展到西周的铜器铭文,于是就开始研究金文,然后把这些研究都联系起来。使我最高兴的,是能够利用出土文献来解释传统经典上的某些问题。或者利用传统经典的资料,来诠释出土文献的某一个字。能把它们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我就感到十分满足。
问
听说你有计划就已知的西周铜器铭文编一本字典,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现时这个计划的进展如何?
答
提到这部字典,现在恐怕编不出来。我的确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要编一部字典谈何容易!要花很多很多年的功夫,而且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但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单枪匹马,独自上阵。不过我想,即使我此生做不到,但中国有十多亿人,年轻一代应有能力做到。过去,我们编字典,一是一张卡片一张卡片的手工誊写,现在都已经电子化了,既方便了字、词典的编制,也便于检索各种古籍。我相信,将来字典一类的工具书都将放置在电脑中,不用再排版、印刷、装订成书了。
以撰写西周时为梦想
问
您表示过希望撰写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西周史,这实在不简单。中国人写历史特别重视治乱兴衰的角度。如将来真的动笔撰写,您会倾向从哪一个角度阐述西周历史?
答
撰写一部详尽、全面的西周史,是我的梦想。我研究的《尚书》《易经》《诗经》,都是西周的经典,另一方面,我花了大量的功夫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我觉得自己的专业就是西周铜器的铭文。能把这些资料加上考古的资料融合在一起,写一部全面而翔实的西周史,这就是我的梦想,但不知何时才能动笔,恐怕要待到我退休之后了。现在有很多新的出土文献得以发表,几乎天下都有新的问题可以研究,如“清华简”就很了不起,其内容让人耳目一新。又如2003年上海博物馆发表了《易经》的手写本,我就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至2008年基本完成。然而,我当时接任了芝大的东亚系系主任之职,经常要开会,加之西方出书甚慢,故迟迟还没有出版,2014年春或终可与读者见面。
当然,我仍未放弃撰写西周史的梦想。如果要写,我会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分成五部分: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一般的政治史是本纪,由文王、武王起,每一个王都有一个本纪。表,是利用列表来叙述。志,有天文志、地理志等。世家,西周时期的每一个诸侯国都会写作为一个世家。《史记》最后的一部分,也是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列传,我也打算把西周的重要人物,无论是传统文献上记载的还是铜器铭文中出现的,都写进列传里,这就是我的想法。至于什么时候能动手,则是另一个问题。西周史是我的专攻,或要十年后才能开始,不过,已有一家英国的出版社邀我写一部简单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时期是从商朝后期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止,即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21年,不需太多篇幅,以250页为限。我想用《史记》的模式,有本纪、表、志、世家、列传,这本书主要是给西方的大学生作一入门的基础教材。
夏含夷曾参与《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工作。图为1994年一众学者在《剑桥中国古代史》编辑筹备会上合摄。
前排左起:夏德安(Donald Harper)、夏含夷、李学勤、鲁惟一(Michael Loewe)、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罗森(Jessica Rawson)。
后排左起: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巫鸿、基德炜、倪德卫、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罗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贝格立(Robert Bagley)。
问
这是中国的史书系统,不是西方的系统,会不会为西方人所接受呢?
答
没问题!的确有些人批评我太中国化,西方学者没有人用这个系统,但我仍觉得这个系统有它的好处。所以他们不用是他们的事,我用就可以了。这本简明的中国文化史大概两、三年之后就可以面世。
问
中国人写历史主要是围绕上层架构朝代的治乱兴衰,这是中国传统治史的观念。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您写的时候会不会也循着这种思路来写?
答
不一定。例如西周史,如果用中国治史传统来写,著者会强调早期的文王、武王,他们的德行如何如何。然后会写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特别是厉王和幽王如何昏庸无道。宣王中兴,西周国运稍有起色;但幽王德性很坏,遂有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后失去了天命。事实如此,当然还要这样写。我觉得谈西周史,西周的铭铜器铭文至关重要。西周早期有一些铭文,不是很多,中期多一点,后期就较多,西周诸王每一代都有。讲述时,我们要避免受到传统史观的影响和束缚,如果多根据铜器铭文,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要完全避免恐怕还是很难,不过我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总之是要实事求是地表现那时是怎样的一个朝代。
汉学家应多用中文写作
问
在2013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的“国学与汉学国际论坛”上,有学者指现时一些汉学著作的中文翻译质量不佳,您当时回应,指汉学家可多用中文写作,省去先用外文写然后再翻译成中文的功夫,(见《国学新视野》,2013年春季号页88—90)。您认为汉学家可多用中文发表著作,除了省却翻译功夫外,还有什么好处?这样做会不会有缺点?
答
1980年夏含夷陪中国学者参观旧金山金门桥公园,左起:张长寿、马承源、张政烺、夏鼐、 夏含夷。
汉学界通用的语言应该是中文。1980年,我在读研究生院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叫“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为了这个展览,他们邀请了四位中国学者参与,他们是夏鼐(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政烺、马承源和张长寿先生。开展以后,加州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请我当翻译,我自己也提交了一篇文章,由于我是翻译者,我觉得我自己用中文写就比较省时。
在西方的研究生院,有一门导读(Directed reading)的课程。我就跟系主任说,是否可以请人教我用中文写文章?他说这是导写(Directed writing),不是导读,课程设置中没有这门课,故不行。我的导师倪德卫则很支持我,自己出钱请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研究生帮助我。我每星期写一篇中文文章,由他来改。但是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学者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中国人不会看这种东西;而在西方的学术界,要得到终身教席,用中文发表的文章一概都不算数。我却很不听话,坚持用中文写,到现在依然如此。当然,这也要看写的是什么书和读者是谁。但是,学术一类的基本上都是用中文写。我大概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那时有很多人断言中国人不会看我用中文写的东西,可事实上,我的中文著作在中国销路不错,而且学术界基本上都看,也常会提及。因此说中国学人不看西方学者用中文撰写的汉学著作,这是一种误解。三十多年来,凡到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要提交论文,我都用中文写,现在年轻一代的西方汉学学者,这样做的人也越来越多。
的确,一些以英文写成的汉学著作,其汉译的水准让人难以恭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认为如要避免这个问题,主要责任不在译者,而在作者,作者既然懂中文,谈的又是汉学,用中文写作,自然就没问题了。要克服语言障碍,汉学家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当然中国学者也应该多学外语。因为多掌握一种外语,总能开阔人的眼界。昨日(2013年11月2日)开会时,我跟与会者说,有些中国学者,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时,翻译的相当草率。西方学者有一个准则,每引用中国的文献就一定要翻译成外文,尽管只是引用一小部分,却要全部翻译,这既费时又费力。我们翻译,有一套翻译的理论,古文如何翻译成白话文、中文如何翻译成英文,都有一套理论。给一般人翻译,意思清楚明白即可,如给学术界翻译,就必须要求有更高的学术水准,外国汉学家的著作是否应该请既懂专业且中英文俱佳的中国人翻译?中国学者应否多学些外语?我认为都应该。但我基本上仍认为,外国汉学家应多用中文写作。
问
可不可以用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写一篇中文,再自行写一篇英文,两篇文章内容都一样,都是同一人所写?当然这需要更多时间。
答
我写作时,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要看什么议题、谁是读者。如果是面向西方读者,我就用英文写。如果是给中国读者,就用中文。如两种读者都要兼顾,有时我是先写英文,然后自己翻译成中文;有时候是先写中文,再自己翻译成英文,有时候我只用中文,有时候只用英文。所以究竟用哪一种语言,主要是是读者及文章,想起到何种社会或学术作用而定。
问
本刊于2013年冬季号,访问了康达维教授(P r o f e s s o r D a v i d R .Knechtges),他提及了语言方面的问题。他说,汉学是一种多种语言的学问,汉学家最好能精通多一些语言。中文、英文是最基本的,还有日文、拉丁文、法文等,如果能懂印度的梵文,就更好。我那时就问他:这会不会要求太高?他说这是很普通的,许多汉学家都精通多种语言。在您看来,研究汉学在语言方面的要求是否太高了?
答
这很难说,在一般人眼中,汉学不是十分重要的学问,我们更需要重视它。现在大多数的美国高校要求研究生在五、六年内毕业,而过去,我当学生的年代,一个汉学研究生大约需要十年才能毕业。不过,加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需要掌握三种亚洲语言,即中文、日文和另一种亚洲语言,无论是韩文、满文或藏文都可以。另外,除了英文以外,还要加上两种欧洲语言,通常是德文、法文,对语言能力的要求特别高,现在已不是这样了。现在一般的研究生,我们要求就是中文、日文两种亚洲语言,再加上一种欧洲语言,通常是法文或德文。我跟有志于研究汉学的外国学生说,最重要的是中文。而对中国学生,我会对他们说多掌握外语对研究学问有好处。现在不少中国学者学问很好,但是基本上不看外文著作。他们最好多学外语,因为可多认识中国以外的文明,我们的世界很大,要知道多一点,在外语上多下功夫,多接触不同的文明,一定有好处。其实,我觉得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比某些西方学者做得好了。
未来汉学需加强融合
问
对于未来的汉学,您有什么期望?
答
我希望未来汉学能加强融合。学者不分国籍、国界、地域,都同样是汉学家。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有人丢失了一把剑,他说不要紧,我在楚国丢了剑,另一个楚国人能捡到这把剑就可以了。孔子说最好把“楚”字去掉,人丢了剑,人找到即可。老子则说,可以把“人”字也去掉,剑丢了,件又找到了。孔子,是只要把国籍、地域去掉,套用在汉学上,就是学者没有国籍之分。到了老子的境界,就是连人也不说了,这恐怕很难达到。总之,现在比三十多年前要好很多。三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跟外国的学术界几乎没有联系,现在关系却十分密切。香港从中起了媒介的作用,像香港浸会大学的陈致教授及饶宗颐国学院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大家到了香港都感到很舒服。
夏含夷重视学术联系,多年来参加了不同的学术交流活动,接触各地学者。左图为1984年他在安阳殷墟笔会 上发言;右图为1990年他与文字学家裘锡圭合影。
问
您的看法,令我想起中国一个传统的观念——天下,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老子、孔子等,根本没有什么国家观念,有的是“天下”的观念,例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完全是不分种族。孔子对外族没有抗拒,抗拒的主要是蛮夷粗鄙的文化,认为必须保持华夏的高级文化,不能被野蛮文化影响。刚才提到的中华文化上的融合,您应是认同中国古代这种不分种族和国界的文化观念吧?
答
对。除了不分种族和国界外,在学科方面,我也主张文史哲不分。我不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但研究的内容既涉及文学,又离不开历史。我这个人治学是比较零散的,而且是有意的选择这种“零散”。我认为将文史哲等学科分得很清楚,这种做法不可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王国维的大名可以说无人不晓,他有个理论叫“二重证据法”,即是把出土的和传世文献融合起来。大约在二十年前,饶宗颐教授提出“三重印证据法”,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加上物质文化,即考古出土的东西、没有文字的东西,例如古器物等。我认为,除这些以外,还要加上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我明年(2014年)3月,回到香港做一次演讲,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并准备和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辩论,我对未来汉学的期望大概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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