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但我们的普遍欣赏水准与这种要求其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以至于有读者谴责福克纳的译本出现印刷事故：连着两三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曾有读者在微博上谴责我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的译本出现印刷事故，连着两三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既然像福克纳这样作品已经进入公版的经典作家，其标志性的文风特点尚且未被读者“习惯”，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至少部分对现当代译文的指责，实际上针对的是原文。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的并不是译文质量，而是当代文学观念的普及工作。

　　再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在微博上几乎“全民参与”的乔布斯情书的翻译，就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是一封极简单的由近乎纯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信，但很多网民激赏的、认为“文采斐然”的译文都是那种合辙押韵、辞藻华丽的东西。经常能听到大部分读者对于译本最高评价是“流畅”，相应地，对于不喜欢的译本，一般最常见的指责就是“不流畅、疙疙瘩瘩”、“读不懂”或者“毫无美感”。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文学普及教育，滞后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在一个普遍认为“骈四俪六”才是文学至高境界的环境中，语言和文学实在太容易不思进取，它们的发展和活性都难免迟滞缓慢。同时，这样的滞后也会对评判译作是否合格构成干扰因素。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但我们的普遍欣赏水准与这种要求其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读者对现在的译本提出批评时，往往会提到，如今译者的中文造诣远不如过去，译文读来常有生涩之感，“文采”阙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和林纾或者傅雷时代所面对的原文，本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当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开那些已成定式的华美程式;词语常常是符号，甚或是一种类似于网络链接似的出口，需要读者调动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领会。译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这些特点需要有极强的领悟能力，相应地，我们对译作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有适当的改变。

　　事实上，在我看来，所谓翻译“一代不如一代”的断语，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当下对于文学翻译质量缺少客观、全面、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被耸人听闻的言论所淹没，以至于近年偶尔出现的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仍然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比如，我记忆中近两年唯一一次翻译问题进入大众视野是冯唐的《飞鸟集》译本。在我看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只是，或者大部分是个传播事件。最直接的后果是那段时间我几乎隔几天就要收到邮件或者电话要求重译《飞鸟集》。整件事的操作方式都遵循着传播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对于真正的翻译评论的推动，价值几乎为零。

　　与此同时，真正对于翻译有价值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讨论。比如编校质量检查标准的滞后。仍然以福克纳的作品为例，实际上外国文学中有很多与中国文学不同、却与其内容密不可分的独特形式。我们的行业规范是不是应该尊重并研究世界文学演进的规律和特点? 如果僵硬地套用“千文一面”的规范对外国文学中的独特形式加以篡改，这样做有没有必要，会不会造成文化信息的损失? 遗憾的是，我们从未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事实上，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听到的对于翻译质量的评估，有没有受到这些“非质量”因素的干扰，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考量译作的好坏，不能离开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桑塔格说过：“一个个译本就像一座座建筑物，如果它们有任何出色之处，时间的光泽会使它们更出色。”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留下的译作本身已经经过大浪淘沙，我们耳熟能详的都是其中的精品力作。名家大师也是在历经时代的淘洗之后，被后人追认的。此外，翻译作品对于母语文学所构成的新鲜刺激，那些起初可能会让读者轻微不适的感觉，是需要经过时间流逝才能被渐渐接受的;甚至，当那些新元素悄悄融入我们的母语，并最终改变我们的现代汉语时，我们回过头来才会觉得它们当初被翻译得如臻化境。我们在为那些学贯中西的名家的神来之笔击节赞叹之余，也不能不看到，因为资讯条件所限，当时有些译文在对原文的理解上，尤其是对其所携带的信息含量的理解和再现，还是有失之粗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的。为了让译文更流畅更适应中文的需求，随意曲解增删原文内涵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当然，作为一名译者兼出版人，我承认当前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的确良莠不齐，因为文学翻译出版有其专业门槛，出版社经验及从业人员的资质是决定其平均水准的关键，而目前相当一部分涉足翻译的出版社其实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但我并不认为文学翻译的总体质量在下降，甚至据我观察，某些单项还有提升。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懂外语的人口也以几何级数增加。其结果是，因为总基数大，其中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的数量亦随之增加，而可以在对照原文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批评的人数和为这种批评提供的宣传渠道也远比几十年前大大增加，导致“翻译质量每况愈下”这种印象的放大效应特别明显。

　　但这并不等于说，劣等译作在译作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比几十年前有明显增加。事实上，工具书、参考资料及互联网的发展，为当下译文的准确性提供了远比多年前优越的“硬件”，我们能轻易找出那些本身就欠缺资质的出版社出的不合格次品，但我们同样也能找到在各方面都居于水准之上的译作。

　　我们现在的读者与林纾时代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这个“雅”字，如今应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定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是合适的?……翻译实践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我们每个翻译者的平衡点都不同，所有译者在同一时代形成的平均值在客观上就构成了时代的标准。历史证明，健康发展的“翻译体”，对于保持中国语言及文学的活力，起到过、并且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鉴于这一点，我们更期待优秀的、成熟的文学翻译评论来推动评价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