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戏剧节海报 图/王玉龙、刘国杰
好比庄稼,照料得好就能收获,没人耕种地就荒芜了。
从潍坊市区驱车约二十公里,穿行在齐鲁大地广袤的田野间,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牟家院村——2017年4月15-17日,第三届乡村戏剧节开村迎客。
行车中,身边的口音天南海北,自浙江慕名而来的青年与随车志愿者热情交流,连夜从北京搭夜车抵达的记者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而我从南京赶来。车窗外旷野辽阔,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我们从天南地北鬼使神差地召唤到一座平凡的村庄?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牟家院
山东潍坊的乡村戏剧节已经举办到第三届了。2016年春天,第一届乡村戏剧节以“花”为主题,秋天原本定为果实的“实”,后来出于吸引年轻人的考虑,选择了更具诗意的“芜”,取自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田园将芜胡不归”。今年春天,组织者认为不能一直“荒芜”下去,还得有生机、有希望,定了“萌”:一是草木发芽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人民的“民”,寓意与民生结合。“乡村戏剧节”——三个重要信息显而易见,这里有乡村,有戏剧,有节日。
牟家院村
这是一座怎样的村庄?
北纬N36°52′,东经E119°05′,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的牟家院村,是坐落在华北平原的一座最普通不过的小村庄。砖瓦房鳞次栉比,土路纵横交错,房屋墙壁上刷着距离我们非常久远的口号标语,门口的柴草、大缸、笤帚和成垛的玉米杆子,路边的野狗突然窜出……以步丈量,村民居住地横竖不过一公里,但田野却无比广袤。田间大道通天,路旁麦田油油,远方的天泛着陌生的白,风从发梢穿过,抚过田野,城市之外的宁静在耳边真实地呼啸。
而今村庄正焕发新的生机,随处可见张贴的海报,荒废的旧屋也贴上红联和门神,寄语“门神护空院,主人胡不归?”。进村时章丘梆子已经在村集街西头的小广场开锣,寻声而来,但见简陋的舞台上演员行头穿戴齐整,画着脸,在阳光下一丝不苟地唱,边上的村民们或站或坐或赶着车,看得津津有味。往右侧望去,是人头攒动的集街,卖菜的、卖鱼的、打钥匙的、补锅的、爆玉米花的……而来自各地的演出团队、媒体记者穿行在期间,以各自的方式去感受节日氛围,融入乡村。
乡村戏剧节的发起者和领头人,是从城市返回乡村的80后“文艺青年“牟昌非。回乡后,他看到村里青壮年逐年流失,几乎成了没有生机与活力的空巢,决心为家乡做些事。“乡村戏剧节”的想法得到了李凝等一票艺术家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于是聚到牟家院村,把能用的空间都用上,从土地出发,蔓延到第三届。整个戏剧节期间,牟昌非是活动的最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除了跑前跑后地指挥各项事务,还不时要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在抽空接受了我的采访后,他一刻也没闲着,奔向了村广播站。
有戏
在乡野田间上演的戏,究竟长什么样?
大喇叭用潍坊方言向全村老少广播播报每一时段的演出信息,而插着几面写有“有戏”字样的大红旗的地方便是演出即将开演的剧场,大部队从村东头开到村西头,从田间地头赶往梨园花下。这里没有所谓的舞台,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一草一木都是道具。
导演李凝自1997年成立其肢体艺术团体“凌云焰肢体游击队”以来始终进行着中国剧场和电影界前沿的探索研究。在长期的创造性工作中,他们注重总结身体的训练方法研究,从自身造型艺术的背景出发,结合美术的观察思维和概念,开创出一种崭新的身体训练课程“肢体写生剧场”。
在牟家院村村东头的垃圾场上演的《吾土我身之糙现实DJ》,被李凝自己称作“这几年最狠最糙最爆最脏的戏”,作品将环境中的各种材料应用到创作中,带来一场由土地暴力生长出的狂野摇滚乐。在《吾土我身之糙现实DJ》中,我们看到飞扬尘土中近乎癫狂的舞蹈,演员悬吊、上树、在泥土与垃圾中翻滚,通过锤击垃圾桶、敲击铁器、敲打破脸盆、木桩夯土、瓦片摩擦制造混音,粗粝质感与赤裸裸的残酷挑战着在场所有人的视听经验。李凝在数十台摄影机及网络现场直播面前,一次次地啃咬树皮,赤身于尘土间翻滚,这与2016年李凝创作并表演的《奥赛罗凌云十八式》异曲同工——它们将身体作为最主要的表达载体,包括他在义乌组织的身体工作坊,都以残酷动作的单一重复,塑造现场创作中的“工厂”感。
《吾土我身之糙现实DJ》
《吾土我身之糙现实DJ》团队仅以十天时间完成驻村排练,由村里人推荐表演场地,艺术家借助环境及环境中的事物进行创作。“我对人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物”。李凝的作品往往透露着冷冽目光下对世界的观察,“说得更绝对一点,其实人也是材料,就想把材料发挥到极致,然后根据这些再去创作。“
在创作中,李凝几乎不会先写剧本,甚至连概念都不会有,而是第一时间着眼于眼前的材料、环境、空间和他手里的“几张牌”。“演员是我的手牌,要把这副牌打好,让他们产生一些关系。剧场里面稳定性好一些,在外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太大,但是这也是魅力所在,是双刃剑,用好它也很有意思。”在李凝的创作中,演员是第二位的,空间中的物,如何用身体替它们发言,让身体彰显它们的属性、灵性,以及能量,是他感兴趣的事。2016第四届乌镇戏剧节,《灵魂词典》在网剧场演出,我们看到演员们在工厂中乏味工作后袒露的身体,及其在剧场自由翱翔的身体,扑面而来的本原感受令人直视心灵,这出戏也被雷曼评价为当年在乌镇看到“最震撼的作品”。关于此次的在地创作,李凝很开放也很包容:“(观众)不一定理解,有的很理解很喜欢,有的就会很排斥。但这些都挺好,喜欢就可以参与进来不喜欢随时可以走,这种关系在剧场里是得不到的。”李凝说。
江湖戏班
成立于武汉的江湖戏班,是近年颇为活跃的非职业民间戏剧团体。戏班成员不固定,由社会各阶层戏剧爱好者组成,致力于独立戏剧的探索及非职业戏剧的推动。江湖戏班的领头人郎剑飞现为中南民族大学艺术团指导老师,在他的带领下,戏班戴着长红绸,穿着黑色练功服,把戏演到了全国各地。
江湖戏班在牟家院村村东头的梨园间上演的《陌上犁》,表达的是一种诗意的唯美。琵琶声中,演员从远处走来,高声朗诵诗歌,继而歌唱,用叛逆的姿态宣告内心对于自我存在的迷失的焦虑与对心灵家园的呼唤。江湖戏班的另一个作品《将如草木》则在宽阔的田间地头上演,凌云焰肢体游击队友情加盟,即兴客串,形成一个逸趣横生的全新作品。夕阳映照下,演员在土地上狂奔、翻滚、扭打、缠红绸、挣扎、歌唱……“山高高水长长/回家的路太漫长”我无法说看懂了戏,却也无法说看不懂,在某些瞬间,自然中穿透人心的震撼来自在场每个人的生命经历与所见作品的关照,确乎有某种流通于心间的“神力“存在着,这种力量属于戏剧、属于乡村。
阿白的沈阳幸福超市剧团带来的《焚·十首诗》,在巨大的土坑底下,燃起熊熊篝火,火堆边朗诵诗稿,再丢入火中。十首诗念完,香肠烤熟了。这是完完全全在剧场里无法实现的呈现,此时此地,此生难忘。演出结束后,阿白返场献歌,所有人挥舞手机照明灯并全程齐唱,“天坑”演唱会将整个夜晚的气氛点燃。事实上,围聚在土坑边上的观众们亦是演出的一部分,当我脱离成为远处的旁观者(就如许多远处观望的村民)的时候,坑里坑外相映成趣,合为一个整体,是大地上的一件艺术品。
乡间芭蕾
三天时间里,感动的瞬间太多。当北京收锐剧团的周青在梨园间挑起芭蕾舞时,观众帮着清理场地里的小石子以免伤到演员;张枢扮演的红鼻子小丑,冲进围坐在牟家大院的观众中,互动引得孩子们咯咯笑;邹雪平在村广场带着现场观众开展身体工作坊,村民与游客、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人之间没有隔阂地一同参与游戏;教育戏剧工作者藏邓高娃带领牟家院小学的小朋友在操场上演的儿童剧,在无形间通过戏剧教会孩子什么是规则、什么是团队配合……
乡村与戏剧
是节日的号角,将我们聚集在此。
每到用餐时间,所有“外来者”聚集到了牟昌非家中,围坐在院子里,体验潍坊特色的鸡蛋卷饼就大葱、煎饼卷小豆腐和火烧。院中鸡犬相闻,人们边吃,边聊,一切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彼此间没有隔阂。我们不舍得用这样的时光发一条朋友圈,好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听人说话,了解对方的感受,虽然来到这里之前,我们都是陌生人。
乡村戏剧节的演出团队来自全国各地,章丘、北京、广州、武汉……村庄俨然一个巨大的“浸没式”剧场(Immersive Theatre),纵使造访麦金侬酒店、到过卡里古拉的宫廷,狂热的“外来者”依然被这里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艺术家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记者媒体围在一边长枪短炮,观众自由参与其中或伫立观看,天地间独此一处,此景只应天上有,沦落凡间,是“目击者”的造化。
村里的硬件条件自然和城里没法比的,床是炕,厕所是旱厕,洗个澡乃至洗个手都颇为不易。由于资金匮乏、组织者缺少一定的策展经验,以及与村民的沟通工作量大等原因,戏剧节的组织依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住房缺少统筹安排,我和同行的朋友转移两次,才最后安顿下来。但换个角度而言,这种“乱”何尝不是乡村戏剧节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体现呢。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
牟昌非认为,乡村的呼唤好似一种拉力,将他不时地拉回到这片土地,这成为他从北京回到潍坊回到牟家院村的最初动力。
他从两方面谈自己的初衷:“于私,希望父母和父母一样的乡亲不要这么累,能平等地享受到一些本应或应该能得到的东西。于公,想把乡村的公共生活恢复起来,让村子找回活力,把人家吸引过来,现在年轻人都流失了嘛。发展应该平等,乡村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孩子。”
村民
改变,是一个悄然而漫长的过程。
乡村戏剧节究竟能给村子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能够以何种方式推动牟家院的乡村建设?究竟能给村民们带来哪些物质或精神上的改变?这些问题,在现阶段不可避免地抛到我们面前,逼迫我们去反省去思考。
郎剑飞认为,艺术家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而非物质上去改变乡村。“小朋友看完戏回去肯定有想法,一旦人的想象产生了,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们和土地接触的时候,人和世界就已经变化了,当戏剧在这里面诞生的时候,人就不再只是一个动物了。这种改变不会是翻天覆地,而是一点一滴的,只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创作一些作品,分享自己的感悟,一定会改变的。”郎导说。
当被问及目前戏剧节能为村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时,牟昌非则显得有些“心虚”:“这个还很难说,还得村民来说,我的最低要求就是老百姓别骂我就行。”他承认,活动会给村民带来一些打扰,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外来的人们是否成为村子正常生活的一种打扰。尤其是秋季的戏剧节,正赶上村里农忙之时,村民的配合度几何还有待调研。
为什么是戏剧节?
我们需要戏剧节吗?我们办戏剧节是为了什么?这并非宏大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身处其间的戏剧人躲不开的反复自我追问。我们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一旦逃避回答“自己想要什么”的问题,在现实的洪流面前就容易丢失方向。
银川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及策展人李思遥来到牟家院后感触颇深,作为同样在戏剧土壤贫瘠的银川办戏剧节,他联系起自身参与戏剧节策划的经历与经验:“乡村戏剧节一些内在的东西是我当初真正想要的。办戏剧节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不想面对的、想象不到问题,会看到很多不愿看到的艺术以外的东西。”
三星堆戏剧节发起人之一董晓刚认为,办艺术节的一大目的是改造和提升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偏远地区或是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不对等的地区。他曾提出“艺术改变城市”的口号,把艺术节作为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带来市民文化上的提升,这亦是他做三星堆戏剧节的初心。
乡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造成的空巢化,一直是当前国内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牟昌非十分关心的问题。牟昌非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号召年轻人各自踏上自己回归的道路。
“(人口流失)具体在村里的表现就比如说,没人耕种,地荒了;地里需要取土就挖一个坑子,造成‘天坑’。乡村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到具体的地理呈现上,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剧场,例如‘下沉式剧场’就是指这些取土挖出来的‘天坑’。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把它拿出来希望引起戏剧人的关注,引发一些思考,生发出一些好的戏剧,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个戏剧,适合这个土地。”牟昌非说。
乡村,对于戏剧有何特殊意义?
在现代人印象中,戏剧似乎应该属于剧场,但牟昌非并不这么认为:“古老的戏剧就是从乡村里出来的。本身根脉一直扎着,只是把它重新找回来。”当初他在网上发贴,很快就得到艺术家们回应,“我觉得这些艺术家也都在找一个点,一个构思和表达自己的点,包括我的一些想法也需要一个具体的事来承载它。”
作为艺术家,李凝导演也有他自己的理解:“(艺术家)就是得到不一样的经验,创作出新的作品。并且直接体验他们的作品扔到地里、扔到村民面前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坦言,乡村与土地可以被理解为艺术家眼中的一片试验场,同时也是丰富的素材所在。七岁前在山东农村里长大的李凝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乡村没有人管,不是循规蹈矩的,没什么条条框框”, 他笑称,“如果七岁以前在城里长大,可能我就没有这样的创造力。”
“中国人从来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郎剑飞导演说,“当你真正把脚踏上这片泥土,光着脚踩到土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任何描述都无法形容的,(脑子里)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的画面、行动和声音,身体真是太神奇了!乡村太神奇了!”
戏剧是什么?在牟家院村,我认为戏剧是桥梁,是媒介。它沟通的不仅是人与自然,更是人与人。
在村期间,主人家的热情和殷切的问候甚至让借宿的我有些难以招架,三天里,我逐渐克服起初的拘谨,学会了和大叔大婶坐在院里聊天。当我最后一天即将离开村子时,他们眼中闪着光,抓着我的手说,“这次你来,我们之间有这个缘分,秋天的时候还来我们家住”,临行还让我留了姓名电话,捎上两个甜瓜。我一再道谢,约定秋收的时候再回来。
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村民们是多么渴望交流。虽然他们眼中,戏剧节的演出大多“演得很投入!但我们看不懂”,通过戏剧节,能够看到城里来的年轻人怀揣热情回到乡村、融入村民的生活,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或许这本身已经很难得了。
乡村与戏剧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乡村戏剧节如何自我定义?未来走向何方?其模式能否推广到更多的乡村中去?
关于如何看待与发展乡村戏剧节,4.15下午召开的“阅读中国@潍坊牟家院:中外戏剧对话”论坛,刮起一场别开生面的头脑风暴——国内外各界人士齐聚牟家院小学,各抒己见,一同展望乡村戏剧节的未来。
乡村戏剧节走到今天,该有怎样的自我审视?
牟昌非对于乡村戏剧节的发展之路这样规划道:“三年落地,这个苗子首先在三年内扎下根去,完善一个良性的运转;五年开花,五年内产出一些好作品来,慢慢地制造影响力出来;十年结果。”
随着乡村戏剧节影响力不断扩大,牟家院的模式已经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发起人蒋好书女士认为,乡村戏剧节点燃了火种,而接下来需要将火种传递下去。她建议发起人应尽快找到自我身份认同,明确自己究竟是戏剧节的管理者还是乡建的管理者。
三星堆戏剧节发起人之一董晓刚则提议将乡村戏剧节纳入乡建,变成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板块,结合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建设,促成其体系化,而非止于旅游或自我狂欢。他警醒道:“倘若不将眼光放得更高,当前模式或许难以长久,没有足够的战略高度,因而不成体系。”
当前,乡村戏剧节处于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既需要被照看,又应当避免揠苗助长的现象。
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加深与政府和企业合作时,牟昌非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们当然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和支持,但是我们也在摸索,(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怎么参与?以什么方式参与?怎样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能带来好处,又不在技术上有损害?我不希望出现强力干预的现象。”恐怕,这将是一场多方力量、多种价值观之间极具考验的博弈。
论坛现场
扎下根来,从土地里长出作品。
一些戏剧人提出,应当将节日性质的展演转变成贯穿全年的、常态化的戏剧生态建设。如此一来,可以鼓励更多的艺术家在全年各个时段来到村里,走进村民日常生活,带领村民开展戏剧实践。
一个关键词在这三届乡村戏剧节中被反复讨论——在地性。何为在地性?李凝导演一直坚持:所有剧团必须驻地创作,演员必须是村民,不要空降演员和观众。“要做工作,和村庄实实在在地发生关系,真正的‘在地’,是艺术家和农民互相得到东西。”
乡村戏剧节是一个戏剧的生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另类的戏剧作品,因此应当保持本身的这种个性。如果把中国所有的戏剧节做成一个样式,或许不能叫戏剧节而成为了艺术展演,无非是一些戏在A地演完去B地演,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正是缺少了“在地性”。
对此,牟昌非已经有了深入的思考:“这需要一个阶段,首先是我们送戏下乡,后面希望村民能参与到戏当中,并且能有好的剧目出来。我是想做一个活动而非单方的投放,还是希望跟本地有个搭接,因此在思考怎么跟村子找一个契合的地方。”就目前而言,他认为还在摸索阶段,的确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艺术家驻村创作。
前来考察的戏剧制作人萧竞谈到,驻村创作应当避免用他者的眼光去看乡村,应当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深入了解村民的性格、习惯、价值观等等,尝试发掘更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东西。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剧团表达了驻村创作的意愿,但目前似乎仍有一些困难和阻碍,例如资金支持和活动组织的问题。诚如郎剑飞导演所言:“(驻地创作)费用怎么来?技术上是不存在问题的,驻地创作需要的是保障艺术家的生存问题。(应该思考)组委会到底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是挥旗呐喊的一个人,还是在背后默默无闻帮助所有的艺术家、给他们更少的障碍以便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发掘本地优势,提升运营水平。
尽管当前戏剧节的资金出现问题,牟昌非依然表示了“有钱办没钱办,年年种年年收”的决心。
蒋好书女士认为,坐拥一所小学是优势:有孩子意味着有生机、有活力,村民有精神寄托;有老师意味着有人才储备、智力后援。在具体措施上,她强烈建议设立戏剧节基金会,由基金会确定宗旨、负责运营,组建起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亦可对接当代社会的标准化服务。
资深戏剧制作人、策展人袁鸿则当场出谋划策:将村里优质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开展认购,为戏剧节筹集资金——将乡村特色、戏剧节的理念借由这些农产品进行传播,进而扩大影响力;同时,可以为VIP买家提供相应的住宿、餐饮服务,借此鼓励更多人来参加戏剧节。此外,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艺术家演出的影像资料等,也可作为戏剧节衍生产品获得收入。
尽管,诸如“农家乐”等商业开发乡村资源的例子业已存在,但那并非牟昌非想要的。另一方面,将乡村开辟为艺术创造的新基地、用艺术点亮乡村生活,这一理念亦是“牟家院模式”的重要内核,而非一味地追求商业化和标准化。
资深从业者的宝贵经验带给牟昌非不少启发,乡村戏剧节如何在提升自身组织水平的基础上,又把握好“度”——既能更有效率地开展,又保留朴素、自由、真实的特色——这是组织者必须思考的。
夕阳下的乡村
牟家院村模式,是否能够加以推广?
徐灯先生的麦子树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潍坊当地一家主营文化的现代化公司,在资金上给予了牟昌非很大支持。徐总对乡村戏剧节有较长远的想法,他希望把牟家院村做成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模式,复制到更多的村庄,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对乡村建设做一些尝试。“这符合国家倡导的政策,作为一个公民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乡情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徐总谦虚地说,“我只是一个参与者、志愿者,能力太有限。我做得太少了。”
中国万千乡村,人口流失是普遍的问题,由谁来解决?“对于广大普通村庄而言,有优势自然能做好,没有优势怎么办?”牟昌非说,“我们在做一个实验,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有什么思路可以做。提醒别人,你们村也没优势,是不是也可以发展这种模式。”
李凝提到,凌云焰团队也在策划济南方峪古村的艺术节,想把戏剧节扩大为艺术节。他希望跟当地有良性的关系,也希望更多的乡村艺术节形成一个网络,不再是某一个组织的也不局限于某一地,而是概念性的遍地开花。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乡村艺术节不再成为景观化的存在,不再成为城市人猎奇追逐的对象,而是以自然的状态安静地生长,在更多荒芜的乡村,萌发出新芽,开出鲜艳的花朵。而我们所有关心乡村发展与艺术普及的人,须保有一份耐心,谨慎培育新生的幼苗,等待收获秋天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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