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迎来它最繁荣、最复杂、最变幻莫测、最日新月异的特殊时期，我们的作家和研究者面对着很多潮水般涌来的新机遇、新素材、新内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更艰巨、更深刻的新挑战，如何理清和判断各种各样的‘新路向’，如何为‘新路向’把脉，为它们即将或已经开启的可能性提供智性的、学理的思想和指导，应该是所有作家和理论家们的共同课题。”6月10日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如此界定本次论坛主题“中国当代文学新路向”的意义。

　　当下文化形式更为纷繁复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网络越来越多地渗透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并与文学这一古老的文体不断产生交叉、转译，这意味着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必然面临着新的场域。面对发生着如此深刻变革的人类生活现场，文学何为?作家和评论家们如何应对?新的路向又在何方?成为本次论坛集中探讨的问题。

　　当科技作为生产力建构文学时，文学如何认知世界?

　　一个事实是，科技越来越在当下显示着自身强大的能量，网络文学与科幻文学成为当下大众流行小说样式，无疑不在昭示着这个事实，科技日益成为改变人们生存现实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陈晓明认为，科技不仅是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建构文学艺术，而且在改变人们认知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正在生成“视听文明”，意即是说，今天的声音和图像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传播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席卷人们置向于其中的世界，视听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虚拟空间、心理空间和星际空间，世界正在被视听媒介重构了。主体性功能逐渐丧失，渐而形成了巨大的被科技重构的客体社会和历史。那么，留给文学艺术的是什么样一个存在场域呢?文学又能提供出自身的何种的话语流呢?更进一步，当网络文学以穿越和碎片化为其规划世界的方式，生活世界原有的真实性逻辑和经验逻辑不再起作用，传统文学视为根本的问题——真实性又如何抵达呢?某种程度上，生活的真实现在已经被虚拟法则所替代，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虚拟世界逐渐成为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真实世界。

　　无独有偶，评论家黄发有与他的看法相似。“当下技术美学取代了主体美学。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技术对写作的渗透与控制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从2006年开始上线的“猎户星”写诗软件，到近年开始流行的小说写作软件如玄派、小说创作大师、小说生成器、星达字段拼凑软件、大作家超级写作软件等，技术化的修辞驱逐了生命化的创造，文学的思想、形式和语言都被转换成程序代码。另一方面，传统媒介越来越多地在探索多元化的传播路径，与网络媒介形成一种协作和互补，图像思维、文学语言的视觉化现象日益突出，电子语体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文学语言的表现力被削弱。

　　评论家汪政认为，科技、新媒体导致的文学变革，最直接导致的是人们文学观念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甚至何为“文学”都在悄悄地变化，许多写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写作是不是“文学”，他们在意的是表达，是创意。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正以强大的力量向传统文学施压，从观念到技术都在给文学以诱惑和规约，它们的观念与手法向传统文学中迁移、渗透，形成了许多新表现手法和文体特征。

　　文学仍然应当是抵达世界真实的有效方式

　　科技如此强大，文学似乎恰恰应该成为与之对应的观照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正如陈晓明所说的那样，传统文学视为根本的问题——真实性问题，仍然是文学抵达这个世界的最终方向。

　　作家毕飞宇曾经做过一个作品的宣传视频，制作方让他将身边的杯子拿起来喝水，前后说了四遍，拍下了从杯子递到嘴边到把水咽下去的全过程，得到的解释是，没有人会关心你如何看待莎士比亚、鲁迅，他们只会觉得这个人把茶杯拿起来的画面有意思，才会点开。毕飞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表明一个问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面对的人们对于真实的期待也发生了改变。如果传统文学里虚构是一种抵达现实的手段，通过虚构渴望得到更真实、更坚定的现实，那么今天的许多写作者和阅读者通过虚构渴望抵达的，或许正是虚拟的世界。

　　由此，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路向有了另一种维度。文学的本质何为?

　　在评论家丁帆看来，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各种思想和怪现象都并存的多元时代，而作家能不能保持定力走自己的路成为了最大的挑战，对世界和知识的表达给文学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技巧空间、技术空间，但由此产生的伪作家也并不少见，惟有坚守着文学理想，坚守着人文精神，坚持着人性的底线，怀抱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才能酝酿出史诗性的大作品，沉下心来在纷繁的世界背后看到历史的过去，看到我们的未来。

　　这必然对作家提出一个最质朴的要求，这个时代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评论家王彬彬认为，无论文学的路向如何改变，成为优秀作家的基本质素却永远不会改变，即作家首先要保持对人性的好奇，这种好奇应该是持久的对人性的凝视、观察、研究，会为人性的表现感到惊讶、困惑、感动甚至恐惧。其次要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有一种基本的看法，对“生命”有一种基本的态度，通过思考、探究，确立了一个恒定的观察视角、评价标准、感受体验的基本方式，支撑着作家成熟后的全部作品。最后则是要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和表达。

　　作家范小青、苏童和潘向黎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批评家的期待。写作三十年甚至是四十年后，作家们的写作很多时候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苏童说，很多时候，他更愿意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收音机，有各种各样的频道，新路向其实就是一种新的声音，而一种新声音很多时候发生在一种偶然的甚至错误的情况之下，它或许不是靠作家的努力就能达成的。潘向黎则表示，面对着当下市场和外在的各种现象，作家们的写作可能是“怎么顺手怎么来”才更有意义，回到朴素的原始写作态度，就像一棵树长出什么枝杈就什么枝杈的那样去行进。范小青则对自身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纷繁复杂的外部生活和平淡无奇的个人生活构成当代生活的样貌时，作家要看到更高的形而上的东西，拓宽自己的思想维度，提供更多的言外之意。

　　文学内外部世界发生变化，如何写出时代的“大”来

　　事实上，文学的内外部世界一直经历着变化，当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新路向的目的在于，呈现中国文学脉络上的一个横截面，掌握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

　　评论家郜元宝表示，当代文学内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折，从处理大的问题到允许处理小问题后，许多作家越来越习惯于写身边的琐事、个人的遭遇，但对于中国社会的许多大的事情已经无法处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不能写好大家能看到共同的外部世界，也写好大家经历的也许彼此隔绝的内部世界，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在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之下，我们有理由等待下一阶段的爆发，这是对于未来文学新路向的一种期待。同样，中国当代的生活本身已经成为了历史，或许重新梳理回顾下个人的创作历史，就能够，哪怕是局部地看出新的路向。

　　这或许需要回看作家的来路与去路。当代社会变动转型，人们不断地漂移，让作家的来路和去路显得跳跃，游离，甚而是抽空。在作家陆梅看来，郜元宝所说的作家习惯于写生活的琐屑，某种程度上是心灵和地理“漂移式”的写作渐成了一种趋向，有时候很难从“小”里翻腾出“大”来——你笔下的人物命运如何呼应我们这个时代行进的轰鸣声、如何与“大历史”的思考同频共振、如何在“细”和“微”里发现和塑造一个鲜亮性格的人物、如何“超克”自身局限观照外物和内心。所以，我们需要建构起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生发、又能超越一时一地、足以彰显世界的多样多变的现代性故乡，回看来路，照亮去路。

　　当代文学同样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外部世界——全球化。全球化深刻影响与创造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空前活跃，这种对话多在相互尊重的平等立场上，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并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常态化。由此评论家张燕玲认为，文学对话的常态化，思想、理论与方法融通、互为补充，文学成果的共享已经成为近年世界性的文学收获，也建构了中国当代新的文学格局。或许正因为此，作家邱华栋更为关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对于全球化世界的关怀顺利成章地成为了他关注的焦点，因为全球化时代天然地为出现能够写全球题材的作家提供了条件。

　　据悉，“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的前身是 “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从2006年至2017年已先后举办了三届，本届论坛将“南京论坛”更名为“扬子江论坛”，这一论坛与江苏已经成功打造的“扬子江作家周”和即将举办的“扬子江诗会”“扬子江网络文学节”共同构成“扬子江”系列的四大文学活动品牌。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作协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