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周穆王篇讲了宋国人阳里华子中年得健忘症的故事,说他“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家人请来占 卜师、巫师、医生,都治不好他的病。最后来了一位鲁国的儒生,顺应自然,感化其心,“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病愈,不仅不感谢,反而勃然大怒,把老婆孩子一顿臭骂,操起兵器,将儒生轰出家门。邻居们劝阻,说他不知好歹。华子说:“我过去遇事就忘,有没有天,有没有地,一概不知,何等逍遥自在。现在记忆恢复了,几十年的得失荣辱,喜怒哀乐,一下子涌现出来,使人心乱如麻。我再也不能享受过去的那种宁静了。”
在列子和庄子的著作里,这种齐生死、等万物的“病忘”,是至人和真人们才能达到的超越境界,阳里华子于不经意间得之,譬如天籁,不假人力,值得羡慕。但在现实中,求遗忘的人,往往是因为痛苦不堪忍受,要靠时间来医治创伤。遗忘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无可非议,却是个性柔弱的表现。
阳里华子的拒绝记忆,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笔下最难索解的人物哈姆雷特。在其“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里,这位而立之年才刚刚开始留学生涯的丹麦王子,面对为父复仇、整顿乾坤和忍辱退让、一死了之的二重选择,本来是倾向于自杀的,下不了 自杀的决心,主要是因为宗教戒律。然而戒律只是外因,他内心纠缠难解的,是一个在常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理由:害怕死后会做梦:
“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
担心死后下地狱受种种磨难,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做什么梦而畏惧死亡,大概只有十足的书生才有如此念头。事实上,即使在书生和怪异的艺术家那里,这么想的人也是凤毛麟角———除非是一个天才加精神病人。
哈姆雷特是疯子,在剧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当他从父亲的鬼魂嘴里得知叔父篡弑的真相,立刻决定装疯,以进一步试探对方并保护自己。在后面的大部分场次,我们发现,哈姆雷特的装疯,未必全是装疯,他像一个演员,进入角色太深了,以至分不清自 己在戏里戏外的不同角色。如此,不仅老奸巨猾的国王克劳迪斯看不出,爱他的母亲看不出,人生经验丰富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看不出,就连情人奥菲丽亚也看不出。波洛涅斯一边感叹“他的疯病已经很深了,很深了”,一边不得不承认“他的回答多么深刻!”奥菲丽亚奉命前去试探,每一句小心翼翼的问话,都被哈姆雷特残酷地驳回,骂奥菲丽亚“烟视媚行,淫声浪气”,骂自己“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他的话句句针对偷听的人,所以克劳迪斯断定“他的精神错乱不像是为了恋爱,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国王看到的是一面,我们读到的是另一面:在奥菲丽亚面前,他是真疯和假疯交织着的。
哈姆雷特说:“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好吧,我们姑且承认他害怕做梦就像希区柯克影片 《迷魂记》 里的退休侦探斯考蒂患有恐高症,那么复仇呢? 迟疑的理由安在? 有一次他说了,国王在祈祷时,他很容易动手,但他不愿意,因为这样做等于把恶人“送上天堂”。
这个理由,在修辞上是有力的,却不值一驳,无非是为一次次的延宕找借口。唯一的理由,也许我们至今未能确定其核心所在,但显然是由于他的性格。歌德在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中的评说仍然是经典的:
“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他希望统治,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
精辟之处就在,“这事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
在歌德看来,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有一种完美主义的考虑,要把一件事做得毫无瑕疵,不肯在克劳迪斯祈祷时下手就是一例。另外,在听了鬼魂的揭露之后,他还是不肯全信,一定要通过演谋杀戏观察克劳迪斯的反应。克劳迪斯果然又紧张又愤怒,哈姆雷特这才确信他真的犯下了弑君之罪。
哈姆雷特与其父同名,父子情深,这是一个小小的象征。老哈姆雷特英明神武,战胜过老福丁布拉斯,夺得他的土地。小哈姆雷特尽管剑术甚高,却自知“一点也不像”古希腊英雄赫剌克勒斯,多思虑而乏勇气。歌德说的太沉重的责任,如果仅指杀掉篡位的克劳迪斯,那就还是孟子所说的“不肯为”,甚至还不够不肯为的标准。哈姆雷特能够,也肯,但他迁延太久,结果国王主动出击,陷他于被动,他靠了运气和最后的勇气,也只拼了个同归于尽。
哈姆雷特无力行动的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说穿了,并不复杂。哈姆雷特在第一幕就说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在第二幕,对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说,世界是一所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他对人心,对整个世界,是彻底的失望。所以他才说,“我们的帝王和大言不惭的英雄,却是乞丐的影子。”
对哈姆雷特来说,世界没救了,他不仅无力承担重整乾坤的责任,还由衷地厌恶它:“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杀死克劳迪斯不难,难的是之后他要继承王位,“做一个贤明的君主”,面对种种复杂的矛盾。在对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的谈话中,他也提到了梦,他说:“倘不是因为我总做恶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的。”或者在做恶梦,死后仍然摆脱不了它,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不能心安,选择哪一条路都令人痛苦和踌躇的原因。
如此就又回到了歌德那里。事情本身并非不可能,而只是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对他不可能? 因为他厌恶,他恐惧,因为他不肯。
哈姆雷特独白里的著名疑问,除了生死,真正具有实在意义的是行为的选择: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哈姆雷特的回答是:哪一种都不高贵。对他来说,最好的路似乎是像阳里华子一样,在“病忘”中快乐地活下去。可惜他的梦被代表严酷现实的鬼魂唤醒了,一如艾略特诗所言:“我们留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
(作者为旅美作家,现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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